这本书不能仅仅当作是皇帝的轶事来读，其实可以反省当代人为人处事的态度，

这也是历史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始终是真善美，这是人性的复归。

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全本）》前不久出版，与1964年的版本相比，“全本”多了近16万字的内容。该书一经上市，吸引了大量对溥仪经历感兴趣的读者。同时，这部分曾因历史原因被删减的历史档案，也引出了大量争议。溥仪胞弟溥任的特别授权代理人黎园向媒体表示，书中增加的内容未经溥仪在世亲人的同意，暴露了大量溥仪的个人隐私，伤害了90多岁的溥任先生的感情，要求该书立即下架，并要求群众出版社以书面形式赔礼道歉。

据了解，自1964年《我的前半生》（以下简称“64版本”）问世以来，印刷21次，累计印数186.3万余册，出版生命力旺盛，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优秀和最有趣的传记文学”。

较之“64版本”，“全本”恢复的内容主要包括：序言“中国人的骄傲”，第六章“伪满洲十四年”第一节“同时上演的另一台戏——摘录一个参与者的记述”，第七章“在苏联的五年”第四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十章“一切都在变”第四节“离婚”；“64版本”中被简略或删削的某些叙述，如关于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三野公馆”的描写，李鸿章记录清末一场大水灾情况的奏折，溥仪的打油诗已经占卜的卦辞，张宗昌生活简史，婉容私生婴儿被扔进锅炉烧化等，“全本”中均一一按照原稿恢复。

黎园认为，溥仪的妻子李淑贤是该书著作权的合法继承人。李淑贤去世后，由于著作权的特殊性，对于该书新产生的权利应当由溥仪的弟弟继承。她在网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指出“全本”中存在多处细节上的错误，比如：“承继光绪，兼祧同治”应为“承继同治，兼祧光绪”；“十月初二，我登极为皇帝”应为“十一月初九，我登极为皇帝”等。

一时之间，“64版本”与“全本”，何为信本，成为关注的焦点。

对此，群众出版社就有关问题，发表了公开回应：从法律角度讲，溥任先生和他的代理人黎园既不是《我的前半生》一书版权的继承人，手中没有书稿，也不了解书的出版过程。

关于黎园指责的“全本”细节上的“硬伤”问题，群众出版社认为，那是本着忠于原著的原则，“全本”尽量不删改原稿，而采取在书中每页下方加注的方法。溥仪原稿中的记忆错误，有待专家考证，出版社无权擅自修改原稿。

至于“曝溥仪隐私”的问题，出版社副社长刘灿认为这是历史的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历史上溥仪作为封建的末代皇帝曾经对历史、对民族、对人民犯下的罪行。他在这部带有悔罪性质的自传中很大成分就是忏悔自己罪恶的前半生，他的罪行也包括他对家族和其他个人的摧残和迫害。作为公众人物，他的所谓隐私已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国家历史的见证。”

“如果说1964年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带有某些时代痕迹的话，现在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全本)》则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格，更真实地揭示了末代皇帝溥仪跌宕沉浮的命运和艰难改造的心路历程，使这部作品更具有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

从“油印本”到“全本”

溥仪从“真龙天子”到日本人的傀儡，到战犯，再到一名新中国普通公民，他的经历曲折，命运多舛。最初作为交代材料而写的自传，到1964年出版与读者见面，《我的前半生》经过多次易稿、反复修改，期间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50年，中苏两国政府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后，溥仪从苏联被押解回国，到了抚顺战犯监狱。同年，因抗美援朝的缘故，转移到哈尔滨。1954年，由哈尔滨迁回抚顺，直到1959年12月被特赦。在这9年间，溥仪在一个特殊的改造环境中，劳动、学习、交代历史。

当时，在战犯管理所关押的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等，都回顾自己的历史，撰写“我罪恶的前半生”之类的交代材料。溥仪并不擅长写作，但有他的弟弟溥杰和一些伪满大臣帮助他总结历史。这样一来，交代材料写得更多，更深入细致，为成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据溥仪自己说，他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20万字的具有“悔过书”性质的《我的前半生》初稿，由隶属于公安部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油印成册，成为最初的“油印本”。但是如果从1951年溥仪开始写材料的准备期开始算，这本书的创作时间长达9年。

“油印本”得到了不少新中国领导人的欣赏，包括毛泽东和周恩来。周恩来在1960年1月26日接见溥仪时谈到“油印本”：“你的东西基本上是要与旧社会宣战，彻底暴露，这是不容易的事……历史上还找不出这样的例子，你创造了一个新纪元。”又说：“你写的东西有价值……这本书改好了，就站得住了，后代人也会说，最后一代皇帝给共产党改造好了，能交代了，别的皇帝就不能交代。”

由于各方面的重视，1960年，“油印本”经公安部的出版机构群众出版社印成灰色封面的铅印本，并限定在政法系统和史学界一定范围内部购买阅读。

1961年5月，鉴于“灰皮本”所存在的不足，群众出版社根据上级指示，决定重新创作《我的前半生》。由文艺编辑部主任李文达协助溥仪整理书稿，以便落实周总理的指示：“作为未定稿，用四号字印出来……你再改，改为比较完善的。”

“全本”责编孟向荣在《我的前半生出版始末》一文中记载：初次商谈合作写书的事是在全聚德的饭桌上，群众出版社的相关领导、李文达等约请溥仪、溥杰兄弟吃烤鸭。确立了主题思想后，一方面由李文达继续采访溥仪，对其口述进行整理，同时李文达和群众出版社的几位编辑还大量采访了溥仪周围的人物，查阅历史档案，甚至到各重要现场实地观察。在占有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之上，梳爬剔抉，提炼成文。这在《我的前半生》创作史上，被称为“另起炉灶”。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1962年，形成了约50万字的《我的前半生》，包括郭沫若、老舍、曹禺等著名作家及溥杰均提出了修改意见。1963年11月，经过多次修改的《我的前半生》终于杀青。第二年3月正式出版。出版时，删除了部分内容，包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节，应国际法专家梅汝等人的建议删除了，“离婚”一节，溥仪考虑到和妻子李淑贤的感情，也删去了。

2004年，群众出版社在整理图书档案时，发现了《我的前半生》原稿，其中有近16万字从未公开出版过。当年，由于诸多历史原因使得这些内容被删削，在今天看来，这些原因已经大大弱化甚至不复存在，相反，被删除的内容对于了解溥仪的真实生活很有价值。

并非仅是历史轶闻

如何看待“64版本”与“全本”的争议？“全本”的现实意义何在？恢复的16万字内容，仅仅当作中国历史上末代皇帝的轶闻来读吗？本刊专访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李洪岩。

凤凰周刊：您怎么看“全本”中细节上的争议？

李洪岩：书中有一些具体细节上的讹误，但是它所涉及的基本事实却是完全可信的，并不影响全书的历史真实性，就传记作品而言，此类小毛病难以避免，但不足以此推翻历史的价值。有时候，一本书中的时间地点等历史事实都有，但是也可能是伪书。

凤凰周刊：那从历史价值而言，“全本”和“64版本”哪个意义更大？

李洪岩：其实，两个版本是同源，无论是多16万字还是少16万字，都没有影响读者的阅读情感，看了“全本”，也不会对溥仪有更坏的印象，溥仪将婉容的私生子扔进熔炉，是历史事实。所以，对于争论中所涉及毁坏溥仪形象的说法，我不敢苟同。至于“远东军事法庭”那一节登还是不登，当年就有争论，当时很多历史学家就认为发表出来也没什么问题，拿下去了，从全面性的角度来看是个缺憾。但是多了这16万字的内容，也不能说明“全本”就比“64版本”的价值高，应该让读者自由选择。

凤凰周刊：自传中曾提过溥仪和胡适的一点交往，您曾对这段交往有过一种假设，说这段相识曾经为溥仪的命运打上一丝转变的微光？

李洪岩：溥仪当皇帝的时候，所接触的最新的新派人物就是胡适了，与他身边的大臣比较而言，胡适是更了解世界的。有一种假设，如果溥仪用胡适代替那些大臣作为幕僚，命运是不是会好一点，他是不是有可能成为民族主义者？当然，对于历史而言，如果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一种方法，假设可以提供启示，溥仪身边的封建遗老，王国维他们，可谓是满腹经纶的学问家，但是在政治上是糊涂虫，看不清封建王朝大势不再。

凤凰周刊：所以这本书还有“解构”的功效？

李洪岩：这正是此书的一大好处，解构了封建帝王的穷极无聊，也解构了国学大师的不识时务，使人们看清了他们的真相。书中写道，在抚顺监狱，一位伪满洲国原大臣对溥仪说，我原来忠心耿耿地崇拜你，现在才发现，原来你不过是个废物。这种话说出来，是一种轻松和解脱，解构完成之时，也就是解脱和解放之时。

凤凰周刊：有读者看到溥仪在书中所言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觉得这个过程本身的可信成分就值得怀疑。

李洪岩：溥仪在苏联蹲了几年监狱，但这对他思想认识并无任何转变的作用，直到经过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人道主义改造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共产党创造的一个奇迹。比如监狱组织参观，他看到穷人受苦受难，他表示了同情。这种寻常人所具有的同情心，以前在溥仪身上是从未体验过的感情。

当然，也有人说，溥仪之所以顺应了他的命运，是因为他天生胆小，好死不如赖活，就像“全本”中写的他的打油诗“自由诚可贵，面子价更高，若为性命故，二者皆可抛。”但是，也不排除他真的转变了，因为他的位置曾经高到不能再高，他知道不能恢复那个位置后，就觉得只要他活一天，大清的血脉就延续一天。这也是能够理解的。

凤凰周刊：除去当年此书的政治任务，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书中其实潜伏的暗线是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

李洪岩：是的。溥仪当过中国的皇帝，那是普通人无法体验的生活，但是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人们由于欲望的驱使，对名利的争夺，与溥仪当年试图恢复王位的想法本质是一样的，上到皇帝，下到民工，在欲望的本质上并无二致。溥仪有一个仓库，里面全都是祖上留下的宝贝，从来没有打开过，像大白菜一样堆着，结果呢？也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这书对于让普通人从名利中解放出来是有警示作用的。溥仪尚且如此，况阁下乎？皇帝的宝座也不过如此，人生的底色是有悲凉感的，看到悲凉，应该是喜悦和解脱的。这本书不能仅仅是当作皇帝的轶事来读，其实可以反省当代人为人处事的态度，这也是历史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始终是真善美，这是人性的复归。来源：《凤凰周刊》

(图片均由群众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