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解决中国内地的“流动性过剩”的需要，还是从维护香港稳定的需要来说，尽快在内地与香港之间构建一条资本互动的渠道，具有很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长唐英年1月16日与央行行长周小川举行闭门会议，商讨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具体安排。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等一众港府金融高官均出席。会后唐英年表示，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目前香港方面已经准备就绪，但具体实施在技术方面仍有大量前期工作待完成，目前力求“既要快，又要稳妥推进”。

唐英年提出香港拉动内地金融中心发展的五点建议，包括：香港对内地金融给予技术上的支持；帮助内地金融机构“引进来”和“走出去”；引入香港各种金融工具至内地做交易；扩大资本项下的合作；加强香港和内地金融机构合作等。

外汇资产必须“走出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魏加宁研究员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高速增长的外贸所导致的外汇储备居高不下、以及由此催生的流动性过剩，是难以根本逆转的，仅仅依靠中国内地市场（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金融资本市场）是不可能容纳下如此庞大、同时又处于高速增长期“流动性”的。

但是又必须防止“流动性泛滥”所导致的压力、甚至是危机，在对内方面，从央行到证监会，已开始从被动的防范或者控制“流动性”，转向更为积极主动的“利用”。这一点，从周小川和尚福林此前的一系列讲话，以及后续的扩容进程来看，都是明显的佐证。针对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的源头——外汇储备的居高不下，周小川早在2006年10月底，外储尚未跨过万亿美元门槛时就曾经表态，“已经够了”。

而在对外方面，无论是2006年12月曾培炎副总理谈到的，“利用外汇储备较多的条件，增加国家战略性资源的储备”；还是2007年1月15日，温总理在东亚峰会上所强调的，“探讨利用本地区丰富的外汇储备，促进地区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以及发展经济当中最直接的一个方面，加强东亚地区能源安全与合作等诸多方面来看，中央政府对于如何更好地利用外汇储备，同时借此减少国内的“流动性”压力，开始有了新的战略构思。

魏加宁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仅靠国内的市场（包括资本市场），难以有效地化解“流动性过剩”的压力，也难以消耗居高不下的外储，因此“走出去”的战略，也就成为了中国的必然选择。

此前消息称，人寿和平安保险即将获得QDII资格，再稍早一些，随着“藏汇于民”政策的推进，央行再度提高内地居民的购汇额度至5万美元。但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政府方面必须为其所持有的外汇资产，提供一个可投资或使用的通道（显然目前的内地市场还无法提供这种服务）。

香港及时出来“接盘”

而恰恰就在此时，香港方面推出了一个名曰“十一五与香港发展”的行动纲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强化内地与香港之间金融领域的联系与合作。看来，香港方面似乎有意，同内地经济进行“高度的融合”，包括在金融资本领域。

这份“行动纲领”建议，把内地居民的资金引进香港,允许内地个人和机构毋须通过QDII安排或银行代客境外理财服务,把自有外汇汇到境外,进行投资理财。初步建议持有自有外汇金额为相等于100万元人民币的人士,可以自由来港投资,实行“资金自由行”。

这一切，恰到好处地呼应了内地有关方面急切地希望推动外汇资产投资海外，分流“流动性”压力的声音和政策。

魏加宁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完整而系统的放松外汇储备投资海外，从而更好地缓解中国内地流动性和外储压力的战略安排已初步成型，而落实这一政策的桥头堡阵地就是香港。如果此次金融工作会议，就香港方面提出的诸多金融市场开放，给出了正面的回应，那么，内地A股市场同香港H股市场联结的纽带，将在不久的将来有限、但有效地得以打通，这对内地资本市场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也对目前A股高涨的行情，有可能带来一定的冲击。

两地资本互动符合国家战略利益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认为从经济方面来说，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刚刚复苏的内地A股市场于2006年内，通过IPO和再融资吸纳了大约4000亿的“流动性”，而内地证券市场的总市值，也达到了10万亿元人民币，一旦内地资本能够投资香港市场，哪怕在初期十分有限，但可以肯定，一个总量上仍然超过A股，而投资机会也相当明显的香港市场，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吸引为数不少的内地资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流动性的问题。

从政治方面来说，2007年恰逢香港回归十周年，今年又面临着香港特首的选举，在这个敏感的时期，维护香港社会的整体稳定，也必然是2007年中国的一件大事。

因此，无论是从解决中国内地的“流动性过剩”的需要，还是从维护香港稳定的需要来说，尽快在内地与香港之间构建一条资本互动的渠道，具有很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而实际上，此前中央政府同香港之间订立的“更紧密的经贸安排”（CEPA），已经为这种渠道的构建提供了参照物和政策依据。

从内地的需要来说，资本市场顺应国家“蓝海战略”的需要，开始大量地将海外上市的优质企业吸引到A股上市，应该已经成为一种机制，而这种互联互通，也绝不仅仅限于央企“海归”，从另一方面来说，内地的资本向香港流动，也应该是一种互动的趋势。

可以肯定的是，具有更多优质资产的香港和拥有庞大流动性的内地之间，如果能够在资金和资产两个层面实现更好的配合和互动的话，那么，所谓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体现，并使内地和香港在这个过程当中“各取所需”。

而从中央的战略考量来看，如果说此前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大型央企赴香港上市，在客观上帮助了香港股市迅速壮大，并为巩固其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从2007年起，通过安排国内资本进入香港，同样也是从另一方面支撑或者支持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进一步壮大，尽管无论是此前推动央企到香港上市，还是未来可能的国内的资本赴香港投资，都有着内地整个宏观战略的需要和考虑，但从客观上，都是对香港有力的支持（或者本来就是中央政府有战略计划的安排）。

或成A股转入较大幅度调整的诱因

王建认为上述举措果真付诸实施的话，那么将在很大程度改变A股市场作为一个“孤岛”而不断演绎独立行情的格局——一方面，内地流动性过剩的局面，有可能随着中央政府一系列减少外储、加大对外投资、紧缩流动性的政策，而发生微妙的转变，支撑当前行情的一个最为直接和主要的因素，有可能“逆转”。

另一方面，由于间接地实现了两地市场上尽管不是非常直接但仍然存在着“套利”的可能，也就使得A股市场的高溢价，特别是像中行、工行和国寿的这种“特例”，有可能被抑制，当前A股的高溢价不可避免要有一个向H股“低就”的过程。

或许，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联系性的建立，将成为A股持续一年多的上涨行情，转入一个较大幅度调整阶段的诱因。

王建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种套利机制的出现，管理层拥有了一个更为市场化调控股市泡沫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内地现有的“单边市”制度下，过分充裕的流动性只能迫使行情不断地通过上涨，来满足资本的欲望，尽管其中存在着泡沫和风险；

但到目前为止，由于管理层仍然不愿意使用行政手段来打压行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够更多地通过调节股市内部资金和资产的供给，来缓和市场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泡沫，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由于流动性的庞大和进入市场速度的迅速，管理层可供调配的资产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及时性上，都难以和资金进行很好匹配，因此，这种市场化的调控又很难奏效。

而一旦内地和香港之间的投资通道，在“有管制的情况下”得以联接，那么，管理层在调控市场方面，不仅拥有了一个引入优质资产的来源，同时，又多了一个分流资金的渠道，这就使得管理层在操纵资金和资产的配给方面，更加灵活和便利，加之，这种有“管制的”套利机会的存在，必然使得内地市场不得不直接面对和香港市场之间日益扩大的估值差距，迫使内地投资人重新考虑和调整，对内地市场估值标准的定位，从而帮助管理层较好，也较为稳妥的控制A股过快上涨的势头，而又尽可能地避免行政手段带来的负面影响。

由于无论是在内地投资人持汇的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香港市场的投资者标准的制定，以及投资范围限定上，都仍然掌控在管理层的手中，这将使得管理层仍然牢牢控制着在A股市场资产、资金供给方面的控制权，而不必过多担心来自香港市场的压力，和内地投资者的恐慌。

而这种格局的结果之一，恐怕就是整个A股市场的价值中枢，又将面临一次新的考验，A股市场将无庸置疑地为其市场化、国际化，付出相应代价，尽管从长远来说，它有利于中国证券市场的良性发展。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