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国民党时期担任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18年之久的秦孝仪，1月4日傍晚因心肌梗塞复发，紧急送医不治病逝于台北振兴医院，享寿87岁。
秦孝仪是著名的蒋家文胆，早在大陆时期，他就以28岁的年龄，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深受蒋介石与宋美龄信任，成为“口含天宪”的要人。来台后，秦孝仪仍备受蒋宋夫妇的信赖，同时历任党政要职，并曾担任国民党副秘书长十余年；不过，他最为台湾人民所知的是蒋介石过世后，他承蒋宋美龄之命，为蒋介石草拟遗嘱，并成为台湾中小学生必背的共同教材。因此，近年大陆出版的《中华民国人物传》，还曾将秦孝仪誉为“国民党的第一支笔”。
蒋介石最年轻的文胆
秦孝仪，字心波，湖南省衡东县吴集镇桃岭村人，生于1921年2月11日。由于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继承家学，秦孝仪精通儒学、经史，博览群书；上海法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他曾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深造，荣获人文科学博士学位。20余岁即受蒋介石重用，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议事秘书。
由于文采过人，反应快，又能以毛笔速记，所以年轻时就能挤进党政核心的秦孝仪，一直为蒋介石倚重。对传统经典相当仰慕的蒋介石，也不时与秦孝仪以四书五经应对，增添自己谈话的分量。是以秦孝仪能长期在国民党党中央工作，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职务屹立不摇，并深受蒋宋夫妇信任，前后共达四分之一世纪。
在局势动荡之际，国民党党政要员分批撤往台湾，不过国民党大佬郑彦特地委由秦孝仪把两颗中央的玉玺经海口带来台湾。根据国民党党史馆分析，这两颗玉玺应该就是“中华民国荣典之玺”和“中国国民党之玺”。尤其相当于“中华民国之玺”的“中华民国荣典之玺”，属于国玺地位的重要象征，据闻当年是由新疆立委广禄，于1930年代表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专程从新疆赴南京献给蒋介石的，是一块重达36斤半的羊脂玉，媒体形容这块玉石“只应天上有”。有意思的是，当时国民政府为划一军事名称，取消所有督办，唯独在献玉之后，发表金树仁为新疆省主席兼边防督办。
1949年随国民党来台后，秦孝仪除以“总统府”秘书名义，续任蒋介石文胆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宣组副组长、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61年4月，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直到蒋介石过世为止，蒋介石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通常蒋介石比较重要的文告、稿子，由他本人当面口述大意，秦孝仪则在一旁笔记下来，然后连夜赶好草稿，先给秘书长张群看过，再行对外公布。
事实上，根据前行政院长郝柏村的回忆，在蒋介石身边的秘书也分成两种，包括主管军事以外公文提报与批示的机要秘书，通常都是浙江奉化人。至于另一类如秦孝仪、萧自诚、曹圣芬等文稿秘书，则负责总统有关文告的撰批，通常是湖南人体系。曾担任官邸侍卫长的郝柏村也说，但凡总统主持的中常会、财经会谈、军事会议及接见外宾，除了他在旁卫护外，秦孝仪也需随侍在侧。
秦孝仪作风低调，不过他在担任蒋介石文胆期间，还是留下一些轶事。例如金门岛上的“毋忘在莒”勒石，如今已是观光景点，但当时却是蒋介石在迁台之初，为了激励国民党军队反攻决心，于1952年5月赴金门视察后，决定题字，并由石匠镌刻在石壁上的；意在以战国时代齐国大夫田单，以莒城、即墨复国的历史故事自勉。秦孝仪也在蒋介石考察队伍之列；不久，金门司令官胡琏兴建英雄馆，也依此典故命名“莒光楼”，由于高十余公尺，自此成为金门的地标。因当时许多人不识“毋忘在莒”是何典故，所以秦孝仪特地于1959年撰写一篇《毋忘在莒本义》，刻成石碑，置在勒石左下方，讲述“毋忘在莒”的历史典故。
为蒋介石预立遗嘱
秦孝仪最为人知的传奇，在于他在蒋介石去世之际，以党国要人、蒋家家臣、蒋介石文学侍从等多重身份，承宋美龄之命，记录并撰述了蒋介石的遗嘱。这篇以“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破题的短文，在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代，各级学校曾规定学生背诵，也让秦孝仪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的身体每况愈下，之前手术、阳明山车祸意外的重创，让这位曾经纵横中国的老人已然没有精力再与死神搏斗，虽然国民党把消息掩饰得相当紧密，但多数人都有了心理准备——蒋介石恐怕辞世在即。由于蒋介石已然无法视事，因此秦孝仪便受命为蒋介石预立遗嘱，由回光返照时的蒋介石大致口述草稿再加以修订。
秦孝仪在拟妥遗嘱后，便送请蒋宋美龄先行过目，没想到笃信基督教的蒋宋美龄，却指示秦孝仪要将原先遗嘱“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的初稿，从中插入“耶稣基督”4字，“说明他是信基督的”。使得蒋介石的这段遗嘱，变成“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平添许多史家议论，当时在内幕不明的情况下，秦孝仪也背了一段时间的黑锅。同时秦孝仪模仿孙中山遗书后有“汪精卫记”的前例，在蒋介石遗嘱后加上“秦孝仪书”4字，也一样有许多人非议。
1975年4月5日深夜11时多，蒋介石病危，出现瞳孔放大、心跳减弱的征兆，但在宋美龄指示下，医疗小组仍不放弃抢救的希望，曾数次注入心脏刺激剂，也曾用电极直接电击刺激，但仍无力回天，于当晚11时50分左右宣告不治。当时台北市区实施宵禁，严家淦、杨亮功、田炯锦、余俊贤、倪文亚等5院院长紧急奉命赶赴士林官邸，为蒋介石遗嘱签字并瞻仰遗容。根据蒋经国事后的自述，他当时“极尽悲哀，头昏不支倒地跪哭”。因此当秦孝仪要他在《遗嘱》上签名时，“余手发抖写不成书。向长辈答礼时亦不记得来者何人……”
不过这也不是蒋介石所写的第一份遗嘱。早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深感朝夕不保，因此早已预先留下遗嘱，宣称共军无法剿灭，学生民众又受蛊惑，他深感“有负国父嘱托，现陷于叛军之手，致全党全国蒙羞。在此九死一生之际，余决心殉国”，而这份遗嘱的原本并留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一万余件宋子文档案里，2004年6月解密后终于公诸于世。有意思的是，这份遗嘱开头也是写着“余乃国父中山先生之忠诚信徒，自投身革命以来，无时不为三民主义在中国之胜利竭诚努力”。
蒋介石过世后，各类娱乐也受影响，除了电视节目改黑白、加黑框，台湾“教育部”也向各界公开征曲，创作《蒋公纪念歌》，最后选中李中和作曲，张龄填词的版本，于今则成南柯一梦。
不过秦孝仪也做了首蒋公纪念歌，这首由黄友棣作曲的纪念歌改采肃穆缓慢的哀乐手法，秦孝仪的词则是宛若四六骈文，庄严肃穆、对仗工整，颂扬蒋介石。不过虽然有人力推，但因过于文言，用典深奥，不易传唱，所以未广为流传。
蒋氏家臣
事实上，作为蒋氏家臣，秦孝仪与蒋家的关系密切。例如当年蒋经国的儿子蒋孝勇打算与公务员之女方智怡结为连理，也是先由担任国民党副秘书长的秦孝仪先去方家拜会方智怡的父亲方恩绪，言明代表蒋经国，向方家提亲。以秦孝仪的身份与分量，代表蒋家做媒，自然也显示了蒋经国的诚意与尊重。当年在蒋介石指示下，他也曾是蒋孝勇的《四书》老师。
也因为秦孝仪的老臣、近臣身份，他也曾代蒋经国，私下与蒋经国庶子章孝严、章孝慈有所互动。章孝严也曾说，当时因为他在外交部的工作，逐渐与故宫博物院有较多联系，或是陪同重要的美国参众议员前往故宫参观，所以与秦孝仪见面频率多了起来。秦孝仪也经常邀他夫妇到故宫小叙，只是始终不知道这些嘘寒问暖是否来自蒋经国的授意。章孝严也透露，对于认祖归宗一事，蒋经国曾向秦孝仪及两位他不便透露姓名的长者提到，“要完成、做好”。
1988年1月23日，有糖尿病痼疾的蒋经国，突然大量吐血，引发心脏功能衰竭病逝，享年79岁。宋美龄得知后，立即赶到蒋经国所住的大直官邸，并指示“办这种事秦孝仪有经验，让他多用点心”。因此蒋经国治丧以及权力承转的灵前会议，由秦孝仪主持，也决定当晚由国民党召开紧急中常会，宣布蒋经国的死讯。
但是也因为如此，以及国民党内接班的争议扩大化、公开化，让蒋介石遗嘱风波后受到质疑的秦孝仪，再度被外界归类为“宫廷派”而卷入争议。甚至民进党立委还指称，秦孝仪因为与宋美龄等宫廷派旧人关系密切，打算夺当时副总统、国民党副主席李登辉的权，所以曾以特权施加压力，携走蒋经国的日记及印信，不过秦孝仪则以“天大笑话”、“绝无宫廷斗争”来回应。
倒是在蒋经国80冥诞当天，秦孝仪发动党史会举行学术讨论会，推崇蒋经国行谊事功，并特别引介日本学者小谷豪冶郎所著的《蒋经国先生传》。特别是这本书以6000字篇幅，记载蒋经国与章亚若，以及章孝严、章孝慈兄弟事迹。此举被认为，国民党党史会正以渐进式安排，为孝严、孝慈认祖归宗铺路。秦孝仪当时也说，将等候孝严、孝慈兄弟完成认祖归宗的法定程序后，党史将把章亚若及章氏兄弟列入蒋经国生平年表。
之后，在蒋经国、蒋纬国相继过世后，一度台湾坊间引述蒋纬国生前录音资料报道，声称蒋介石幼年时即因受伤，导致无生育能力，因此蒋经国也非蒋介石之后的消息。当时蒋家也是由蒋经国的秘书宋楚瑜以及秦孝仪出面发表谈话，平息流言。
秦孝仪也说，之所以有这种说法，是蒋经国与蒋纬国兄弟恩怨所衍生的传闻，蒋介石和蒋经国的亲生父子关系“毋庸置疑”。至于外界质疑，蒋介石当时在日本留学，是否代表两人亲子关系确有争议？秦孝仪则解释，蒋介石当年赴日时，确实每年返国省亲，从国民党党史会所编《蒋公大事年表》就可看出，因此并无争议。
18年的故宫院长
到晚年官司争议不断
不过在蒋经国主政后，当时的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文工会主任周应龙等，都是著名的重要文胆，有一段时期，前总政战部主任王也曾为蒋经国的重要幕僚，因此秦孝仪的心力逐渐转往故宫博物院发展，原来当时85高龄的故宫老院长蒋复骢因中风准备退休，因此由代总统严家淦出面，找蒋经国当说客，说服秦孝仪接任。秦孝仪原先只打算做两年，结果自1983年，主持故宫达18年之久，让他几乎与故宫画上等号。
秦孝仪虽然在故宫博物院备受尊重、荣典，但随着台湾反对势力的兴起，他浓厚的蒋家背景，也成为反对阵营批判的对象。包括他与作家李敖间缠讼十多年的官司恩怨，乃至于为了推动故宫国宝放洋展览，都使得他成为众矢之的，身边始终安静不下来。
至于秦孝仪与李敖间的官司，很是精彩刺激。李敖自年轻时饱受国民党迫害，所以对两蒋向来没有好感，帮衬蒋家的这一批御用学者，自然也成为李敖搞反对运动时的批判目标，从一篇篇文章对这些大佬的批判，达到说服人心，见大人而藐之的目的。因此早从1982年开始，李敖就发表了一篇《给秦孝仪先生上一课》的文章，批评秦孝仪的文章、编书错误百出，甚至连“毋忘在莒”的年代都搞错了，接着他更逐一挑出秦孝仪主编蒋介石年表、言论集中的错误，两人梁子越结越深。
李敖固然与蒋家结怨颇深，没想到蒋经国故去后，他的庶子、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却相当有风度地邀请李敖到东吴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时传为佳话。只是1994年11月14日，章孝慈在北京参加会议时，突发脑溢血昏迷，随即转回台湾治疗。李敖听说章孝慈病重，决定举办李敖收藏品拍卖会，为平时生活简朴的章孝慈筹备治病资金，共募集了七百余万元台币。没想到这项相当有义气的举动，却意外引发了李秦两人多年的法律争讼。
原来李敖以新台币3百20万元拍卖出的一件孙中山墨宝，写的是孙中山送给蒋介石的一段话，“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而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只是自称与李敖有“过节”的秦孝仪，却在立法院备询时公开指称为“伪物”，并非真迹；是将孙中山信函“双钩”（手描）节录的作品。此话一出，立刻引发李敖不满，一状告上法院，指称秦孝仪才是真正变换“国父墨宝”的人。
李敖、秦孝仪之后多次在法庭上展开辩论。李敖的证据与证词咄咄逼人，但没想到法院却做出判决，认为秦孝仪在立法院的答复，系基于所任职务而报告，主观上并无将答复内容散布于众之意图，所以无罪；秦孝仪结果反控在报上登广告骂他捏造历史、败坏学风的李敖诽谤；李敖则说，他的批评都是可受公评之事，结果一阵法庭辩论后李敖也被判无罪。
只是李敖不服法院先前关于孙中山墨宝案的判决，提出上诉，没想到又被驳回。他跟着再接再厉，于1996年找上台湾的调查局，进行笔迹鉴定后，确定孙中山墨宝为真品，并非“双钩”，但是在民事诉讼上，法院始终认定秦孝仪充其量是误认缺失，所以无诽谤事实，因此并无赔偿必要。李敖改采刑事手段，控告秦孝仪“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但还是被驳回，但李敖认为几年间让秦孝仪拙于应付，其实已宛如技术击倒。倒是秦孝仪第二度在立院答询时指李敖要求故宫收购宋代《周越跋王着千文》等惊人之语，被台北地方法院认为并无此事，判决秦孝仪诽谤罪名成立，应赔偿李敖30万元，上诉高等法院后又加码判赔100万元。
2000年后积极从事两岸交流
1999年，台湾陷入政党轮替风潮的总统大选，为压抑独立参选人宋楚瑜的气势，国民党公布了一份宋美龄的亲笔信，要求坚定支持国民党候选人连战。由于此信笔势苍劲有力，随即遭宋阵营质疑是秦孝仪代笔之作。事实上，秦孝仪虽然淡出政治，但作为国民党大佬，平时常到美国去探望宋美龄，突显蒋家老臣的身份尚在，所以外界质疑并非空穴来风。
2003年，宋美龄辞世，秦孝仪也与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一同飞往纽约为宋美龄致祭，在奔丧途中彻夜未眠，还提笔挥就《蒋夫人挽歌七绝句》。至于李登辉在宋美龄过世隔天，批评她用金钱买美国外交，平常已不过问政治的秦孝仪也忍不住跳出来痛斥李登辉“无耻、无聊”。他并称，台湾今天时局变成这样，李登辉要负最大的责任和做最多的反省。
其实政党轮替后，秦孝仪卸下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职务，随即纵情书画山水，更常回到故乡探望，也曾到湖南举办个人书画诗词展。事实上，早在两岸恢复正常交流后，秦孝仪积极推动北京与台北故宫的互动，也推展许多与大陆博物馆交流管道，为两岸良性交流贡献良多。
秦孝仪作为国民党第一支笔，由于蒋介石的赏识，让他早年就得以参赞机要，备享光彩与荣耀，晚年执掌故宫期间，又得以优游浸润于艺术与国宝之间，度过平静岁月，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秦孝仪真算得上是有福之人。来源：《凤凰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