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去了一趟重庆万州，面对来调查移民状况的官员，到处是一片吵吵嚷嚷：“狗日的，现在吃低保也要凭后台！”，“以前摆地摊还能求吃，现在完全赚不到钱了！”，“这下好了，被搁在青石板上了！”我侧耳倾听，眼神不敢正视这些愤怒的移民。

难道是三峡移民政策设计有问题？翻看李鹏的《三峡日记》，从“就地后靠”、“开发性移民”，到朱总理时期的外迁移民，“移得出，安得稳，逐步能致富”，到新近的产业扶持，促进就业，从政策设计的初衷，无不显示“上边”对移民政策的关爱之情和细节考虑的精致。但近来，据说已有近百分之六十的移民回流，何至于如此？！

一个多年前的印象提醒了我：四川农民在春节间，从初一到十五都是走亲戚，喝酒吃肉，猜令划拳，一年的辛苦在浓浓的亲情、乡情中沉淀。那是农民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但是今天他们却远离故土，听不懂别人说的话，听不到熟悉的乡音，吃不到熟悉的麻辣烫。不习惯当地的水土，看不惯别人对他们的眼神……所有的感觉都与家乡有所不同。你可以给他造大房子，可以给他钱，可以发动周边群众对他们好，但你能把亲戚关系切一块让他带走吗？你能把湿润的空气让他带走吗？政策设计也许细致、精巧，但是设计者却忽略了人的生存感觉，人可不是物体。移民常常聚居而找回群体的感觉但三峡移民却是被分散安置。地域上的不适应，精神上找不到生存的共同感觉，这种生存感觉的错位，才是外迁移民政策失败的原因。忽略了人的生存感觉，即使移住大城市，他也会回到他那熟悉的“鸡窝”。

这几年，我也在寻思人的生存感觉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笔者近年一直研究革命心理，法国勒庞“群体无理性”；布鲁默“社会变化而导致个人的不安、孤独、怨恨”；斯梅尔塞革命或社会运动产生的六个条件“结构诱因、结构性怨恨、一般化信念、触发性事件、有效的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特别是出现了一般化信念，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的发生就不远了。正是有这样的研究，2004年笔者在《凤凰周刊》上评论汉源、万州事件时提出“柔性处置群体事件的理由”，跳出“阴谋论”而引入社会心理的分析，也曾被官方吸纳为政策。胡温的亲民政策及随之的公共政策调整，使社会冲突从2005年的8.8万起，减少为2006年的1.7万起（1至9月），这是令人欣喜的，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对群体事件的成因、属性、具体处置却不能使人轻松。

我也试着用现代政治学的原理面描述一下当下社会冲突的心理因素：

社会的巨变，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普遍下降，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加深。一些地方，一些阶层产生了浓厚的失望感、挫折感，不公平感、相对剥夺感，甚至是压迫感。这几感同时产生，社会就难以安定，任何技术性的控制就难以奏效，用这几种感觉上升也就能解释官方所称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

当这一代贫困也就罢了，但下一代却因教育费高昂而辍学，导致阶层流动上升的管道堵塞，从而出现贫困的代际转移，会否产生极度的失望？！摆一个小摊而被无处不在的大资本所办的超市、便利店打垮，生存空间被挤压，会否产生挫折感？!市场经济是对的，出现优胜劣汰，“咱没有能力”就认了，但大面积的弱势群体、社会边缘人产生时，还实行“市场社会”政策，会否产生极度的绝望？！穷不会有事，由穷到富的过程是否公平却容易有事，当竞争每每掺杂官商勾结，不公平感会上升，虽然经济迅速增长，却不能惠及大众，会否产生相对剥夺感？！甚至“形而上”为压迫感？！可以说毛泽东革命的成功就是把“这些感”上升为意识形态而取得胜利的。前些时候，我在网上看见一首小诗《祖国啊，我只摆了一个小摊》，嗅出的社会信息令我寝食难安！

令人忧虑的是，在汉源事件，万州事件，广安事件之后，“这几感”似乎还在上升，虽然还是“碎片化”阶段，还未达到“一般化”水平，——这也是官方解决问题的契机，但是我们却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公民因道义信念而服从，也因恐惧而服从。也有的人认为，这个社会太自由才导致冲突不断？的确，“灾荒年”时饿死那么多人也未见闹事，法国“国王密札”（签发无需署名的逮捕令）时期，社会没事，恰恰是松动的时候，人心希望更大变革的时候，国王写下“今日无事”，事反而闹大了，革命了。

也有人认为，任何骚乱都有组织者，要选择打击组织者，当然对违法犯罪者弹压无可厚非，但革命心理学也告诉我们，要小心使用惩戒手段，一些群体组织者受到过分打压可能产生自虐心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印度圣雄甘地要为“民族解放”而“不过性生活”、“不吃饭”，而成为偏执狂的革命者，弹压反而使其成为有巨大影响力的领袖。

政治的奇妙在于常常是“预言证实”，你把谁当敌人，处处设防，草木皆兵，他可能真就成了敌人，越多的敌意，社会就不可能和谐！

革命只能是暴力专制的轮回，也是过时的话语，消除革命的心理须从体会人的生存感受开始。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