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8日，除中宣部以外的中共7个党务部门首次公布了新闻发言人电话，这被认为是从2003年新闻发言人制度发轫以来的又一大公开举措。
据知情人士透露，军队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有望于2008年启动，届时中国将形成党政军完备的新闻发布体系。
新闻发言人制度实施3年后，原来各大报纸记者抱怨的采访政府部门难的情况是否有所好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但确有不少记者反应，现在归口发言后，采访比以前似乎显得艰难了：所有的官员都会把采访推给新闻发言人，而新闻发言人却往往声称自己并不了解情况。甚至有人认为，由清华大学发起的新闻发言人培训就是教政府部门如何与记者“作战”。
首当其冲，该项目的发起人之一——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李希光教授面临质疑。
“没有新闻性的会可以不开了”
《凤凰周刊》：中共中央机关的新闻发言人电话也对外公布了，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现象？
李希光：这说明政府从控制媒体向为媒体服务转变，从控制型政府转变成了服务型政府。这个转变发生在政治上相对敏感的媒体管理领域。一个好的政府，为媒体服务就是为自己服务。
媒体已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型——不再是传统的喉舌。中共和中国政府以前不是没有发言人，以前媒体就是它的发言人，因为是喉舌，喉舌比新闻发言人还更进一个层次，喉舌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也没有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必要。但是现在他们认识到了，除了少数党报党刊之外，绝大多数媒体都已经成为一个商业企业了，他们的目标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标准，关注领导的意图，而是关注商业利益，让广告商满意。现实中，高度商业化的媒体无法再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了。
我马上要讲到你所提到的政党。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希望自己的执政能力减弱，没有一个执政党想下台。美国共和党也想不断连任，中共从过去的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也是希望保证自己的执政地位。怎么办？那就要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赢得民心。没有民心和民意支持的政府是要垮台的。
赢得民心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让民众知道执政党的声音。所以这次中央几个部门公布了新闻发言人电话。其实他们在几年前就已经有新闻发言人了，2003年我们就已经对其中的6个部门进行培训了，这次只是把电话公布了出来。
如果没有新闻发言人，很有可能它的声音在今天这种激烈的媒体竞争环境中难以传播出去。你开个会，商业化的媒体不会去报道的，也没有人会关注。现在通过搞发布会，让人们感觉到他是给记者送新闻，而不是送宣传来的。
《凤凰周刊》：可是他们有这种要告知民众的积极性吗？官方媒体曾经报道说，因为外交口经常接触外电记者，所以他们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得比较早，也做得比较规范。但是如果看看国内，因为体制和发展程度的原因，这种来自新闻媒体的压力好像就弱了很多。
李希光：我们现在的发言人制度是为了现代文明政府这个目标的，过去的那种完全就是外宣，应付外电，与我们国家的民主政治不相干。对内的发布会，对推动中国的新闻改革、民主政治才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你直接面对的是中国自己的情况。我们的党已经提出了提高执政能力的问题，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这就需要人民群众真实地、准确地、全面地、完整地了解你的情况。
《凤凰周刊》：但是有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就可以保证官方发布的消息就是真实的、准确的、全面的、完整的？
李希光：发布虚假的消息对政府有什么好处？
《凤凰周刊》：也许不是虚假的，但可能是不完整、不全面的。
李希光：这就需要学者去促进政府发布完整的信息。
《凤凰周刊》：制度层面呢？有没有什么制度可以保证这一点？
李希光：这还需要其他的力量共同推进，比如对政府的监督，提高全社会的新闻素养，让人民认识到商业化新闻媒体的局限性。
《凤凰周刊》：大陆的媒体，无论是不是商业化的，政府和执政党都对他们拥有很强的控制力，政府还需要通过新闻发言人这种制度来和媒体打交道吗？
李希光：从今天来讲，这种控制力已经大为削弱。尽管现在政府可以撤销一个总编辑，但是这么做的负面效果，开一百场新闻发布会都挽不回来。今天的语境就是，无论你是否有道理，只要对总编辑，对记者进行处理，都会造成负面的效果。西方人的观点就是我们没有人权，没有新闻自由。
聪明的政府不会和媒体对着干，所以要从过去的控制变成服务，通过议程设置等办法来影响媒体。通过这样的办法将党和政府想让媒体报道的，变成媒体报道的内容。这一点温家宝总理做得特别好。比如2006年11月26日这一天，国务院总理办给国务院艾滋病办公室打电话，询问国际艾滋病日要到了，有没有给温总理安排什么活动。国艾办就说，这些年总理非常关注，见了很多患者，就不麻烦总理了。但是总理不干，看了他们近期的活动，正好有一个画展，总理就把作者——一个艾滋病患者请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来。
总理也可以组织一个各省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办公会，强调防治艾滋病，但是这个不是新闻，大家并不关心。但是总理亲自策划新闻，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记者都去了，我看了，这件事情再不会写新闻的人也能写出很好的新闻，它的新闻性太强了。很多人都会对总理办公室感兴趣，画面感也非常强，办公桌上怎么摆的，墙上挂了什么，这都是新闻，更不要说总理与患者的见面过程。
我给他们上课，一直在讲一个概念，新闻执政。我们现在推进一项政策不能再仅仅依靠红头文件了。首先，现在还有多少人愿意看文件？其次，现在不是像以前那样，大家都在“单位”工作，很多人看不到文件。他们了解中央政策，了解领导人的想法，就是通过商业化的媒体，所以，我对他们说，没有新闻性的会，可以不开了。现在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两会”都不断地开放了，这个情况还是很令人鼓舞的。
“权威但不专业”
《凤凰周刊》：你在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么多年的过程中，觉得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李希光：首先还是观念上，很多政府部门还认为媒体理所当然就要按照它们的想法去报道，没有考虑到新闻性的东西。它们不理解，反倒觉得记者的素质差，只关注负面的、八卦的新闻。
再一个，美国的新闻发言人基本上全都是记者出身的，他们对记者需要什么，应该怎么和记者打交道非常了解，语言也简单，新鲜。我找了一个给克林顿写发言稿的女记者，专门给我们的学生讲，应该怎么给领导人写新闻稿，要有新闻性。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新闻发言人都是官员，甚至官职还很高。
《凤凰周刊》：这有什么不好吗？
李希光：权威，但是不专业。他们没有新闻敏感，不知道记者需要什么，不是从记者的需要看，而是从政府的需要来看。所以他很可能提供给记者的是大量的空话、套话。
《凤凰周刊》：你觉得现在大陆比较合格的新闻发言人是谁？
李希光：卫生部和教育部的发言人。这两年这两个部门经历的事情很多，媒体提出的尖锐问题也很多，但是他们表现得很好。首先敢于面对记者；其次，诚恳地对待记者，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不会乱说。最重要的，理解记者，也非常好。他们的发言，见报率很高，这就对了，因为你的声音在媒体上出现了，有影响力了。
《凤凰周刊》：你刚才说到诚恳地对待记者，但是我们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有的事情，发言人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或者纪律的要求，他不可能诚恳地告诉记者这个情况，更多地是“无可奉告”。这是不是说，一个好的新闻发言人还要有一个更重要的素质，就是政治素质要很高？
李希光：我们要求他们永远不要讲“无可奉告”。你不要猜测，不要推测。记者问，死了多少人，你不知道，你不能说也许多少人吧。新闻发言人要和记者一样，只能说事实。
《凤凰周刊》：比如说，记者问，死了多少人，但是领导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要求他们不能透露，那么他们应该怎么办？
李希光：还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至少从我了解的情况来说，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不能推测我没有见到的情况。现在是一个纸包不住火的时代，非典就是一个案例。张文康因为说了一句话，付出了非常高的政治成本，这就是隐瞒的成本。
《凤凰周刊》：也有一种批评的观点，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教会官员从不会对付记者变成可以很有技巧地去对付记者。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李希光：任何一个政府都希望媒体有正面的报道。这不是对付，不是控制，是影响媒体。我们对白宫、唐宁街都做过大量的研究，他们在这方面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我们现在把他们的人请过来，给我们上课——如何利用媒体赢得民心。
“新闻自由没有禁止设置新闻发言人制度”
《凤凰周刊》：你刚才说议程设置的问题，这是否会导致信息的更进一步的控制，而不是自由流通？
李希光：新闻自由没有禁止设置新闻发言人制度啊。新闻发言人制度控制的不是媒体，而是控制自己，不是政府内部的每个人都会与媒体打交道。很多官员也许在和媒体打交道的时候，万一说错一句话，媒体就会拿过来炒作。所以要统一由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来统一发布消息。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只有三级——国务院、各部委、省委。但是我提议，国家主席，甚至政治局、中宣部都应该设立新闻发言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声音可以准确地传达给新闻媒体。
还有，如果没有新闻发言人，政府要有一个代言人，那么好，回到以前的时代？让媒体继续成为喉舌？那不就是回到了控制媒体的时代了吗？所以我觉得现在是进步。
《凤凰周刊》：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不是还要设立一个处罚性的安排。一些官方媒体的报道也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比如一些新闻发言人如果发布了虚假的消息，我们是不是要对他们进行处罚？
李希光：发言人是政府的发言人。他所发布的声音，是省长、省委书记想要的。新闻发言人是要有一个口径的，比如莱温斯基的事情，白宫新闻发言人是知道的，但是他没有说，这个不应该惩罚发言人，应该惩罚克林顿。如果发言人没有及时通报一次事故的伤亡人数，这是要惩罚背后的官员的。你要是惩罚发言人，就没有人愿意做发言人了。
《凤凰周刊》：如果你惩罚部长，就没有人愿意做部长了？
李希光：这是部长要承担的义务。你可以不隐瞒啊。张文康、孟学农不都是被惩罚了吗，现在卫生部就吸取了这个教训，都做得很好啊。
“发言人首先对政府负责”
《凤凰周刊》：比较公认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出现，是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政府为了防止记者报道前线的情况，把所有日本记者都集中在长春，统一发布消息。那么我是否可以这么理解，新闻发言人制度，从设立之初就可以看出来，其实是与新闻自由无关的？
李希光：发言人制度是为记者服务的。当然了，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可以操控、影响甚至将自己的意志渗透到记者中去，这是毫无疑问的。世界上哪一个政府不希望影响媒体，塑造自己的好形象啊？如果没有发言人了，记者从哪里获得消息？你告诉我。
《凤凰周刊》：通过官员，通过自己的关系。比如水门案就是这样，记者就是通过自己的关系网，从官员那里获得了正确的、重要的信息。
李希光：水门案他的官员敢说吗，他会说吗，他有什么义务告诉你。官员对谁负责？他要首先对政府负责，他要遵守联邦政府的规定。记者不就没有消息来源了吗，不就只能报道娱乐新闻了吗，而且你怎么确认他告诉你的是真实的消息？
莱温斯基案子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没有受到惩罚就是这样，他是总统的代言人，总统要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这是新闻发言人的职业要求。
你问的问题都是一些……一些政治学者在讨论的问题，也是媒体天天讨论的问题。
《凤凰周刊》：你说了很多美国的情况，你觉得中美现有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有什么不一样？
李希光：中国的新闻发言人还都是政府官员，美国的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职业，和律师、会计师一样。而且很多都是媒体出身的，专业性很强。
《凤凰周刊》：也许因为具体的制度，比如政治制度、新闻行业的制度不同，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也可以有“中国特色”。
李希光：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加专业。比如我们的教师当中，如白岩松、曹景行这样的人就讲得很热闹，他会告诉官员们你们应该怎么和我打交道。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不把他们吸收进来当作我们的发言人呢。
《凤凰周刊》：是啊，为什么呢？是这个体系还不开放？
李希光：关键还是观念的问题，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职业。就像会计一样，你没有什么局级会计。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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