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间中国加入WTO已经5年，过渡期已结束，中国必须敞开国门承受入世所带来的一切。相对于5年前期待已久、梦想成真时的万众欢腾，今日中国人面对WTO时心情复杂，欣喜欣慰之余，也有几分苦涩。随着“中国制造”在境外遭遇的狙击越来越多，国内对入世正负效应的认识也更为深刻全面。

入世5年来中国外贸总额年均增长30%，迈上了万亿美元台阶，跃居全球第三大贸易国地位；同期中国GDP跨越2万亿美元大关，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0%；实际利用外资年均近550亿美元，带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与此同时，5年来中国连续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和诉讼最多的国家，WTO每7起反倾销案中就有1起涉及中国，每年约有400～5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受阻。国内一些批评者指责入世使中国经济拐腿迈入了一条不可持续之路，付出了公平、环保、资源方面的过高代价，也带来了经济安全、外资剥削民族工业等问题。

上述指责或许都是事实，但不能因此抹杀入世的正面意义。中国官方当初对入世有两个基本判断：入世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战略部署，是对外开放步入新阶段的标志。入世的目标有三：促进外贸发展；取得在WTO框架内的话语权；推动国内体制改革。客观地说，这些目标今天都基本实现了。

预期的目标实现了，但同时又出现了一些不曾预料的麻烦与风险。如果仅仅纠缠于一时得失，入世对于中国的意义或许面目模糊，功过参半。但如果能站在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史的大视野来观照，清晰度就大不一样。

这160年来，中国步履蹒跚，命途多桀。中国是亚洲较早开始自主近代化的国家，当它在两次鸦片战争的刺激下于1860年开始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时，东邻日本的国门还未被打开。但日本很快在近代化进程上超过了中国，并且在甲午战争中把中国打败。晚清的一系列变革挫折说明，由于国大人多，经济落后，封建主义历史传承深厚，中国的传统包袱沉重，转型远比其他国家要复杂、艰难得多。以后百多年的磕磕碰碰更说明，中国驶向现代化的航船随时可能因传统和现实的原因而驶入岔道，中国的进步需要一个可以规范航道的定星盘。

当内部各种力量都在争夺航道时，只能借助外部相对超然的力量作为前行坐标。但这种力量必须是健康的、温和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既肇始于外力敲开了国门，也数次因外力的粗暴或居心叵测而中断。要找到健康、温和的外力并不容易，它不能是一个可能与中国利益相冲突的独立利益体，而只能是一种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规则体系。

WTO就是这样一种规则体系，它本身并没有明显的独立利益，而只是对参与者施加一种行为约束和方向指引。在这种规则下，参与者可以有多种选择；WTO只是限制了参与者的一种特定选择：闭关锁国。

这就是入世对于中国进步的意义所在。在WTO规则体系下，中国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但唯有一条路径是不可选择的，那就是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封闭年代。这种限制对中国绝非没有现实意义。无论是近年来国内一些人对入世的尖锐批评，还是此前对改革问题的广泛争论，都隐含了某种“往回走”的危险。在改革导致利益增减、人心不一，“往前走”不可避免会有失误与风险时，适度地“往回走”有时也许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一退千里，必须为“往回走”设立一条明确的“止退线”。入世就为中国改革设下这样一条止退线。

只要WTO的温和压力仍在，不论中国政策进行或收或放、或注重公平或强调效率的调整，都始终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框架之内。进步就能积累，就不会再次跌入推倒重来、反复循环的怪圈。入世使中国保持开放，开放推动中国持续改革，在政策、法律、制度等方面逐渐向国际通行标准靠拢，向现代法治化前进。这种压力不仅体现在中央的大政决策上，也体现在地方各级政府以及企业等大小各类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乃至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随着WTO进来的，是一股全方位的力量，它已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你可以恪守你的坚持，但不能不顾及它的存在、它的要求。朝向现代法治化的改变，更多是在这种交流与碰撞中完成的。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自由小农制度的社会。在这个几乎是“一盘散沙”的社会，工商业的痕迹犹浅，契约精神与规则意识匮乏。即使是面对国家法律，许多人首先想到的也是如何变通、打点关节、自行其是。而WTO是不可变通的，一旦签署，就会有相应的力量督促实施。面对这种不可变通的规则，中国的政府、企业和个人，既然抱定了勇于上场、决战决胜的决心，就要在磨擦与压力下尽快学会尊重游戏规则，并且合法地运用规则来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利。有博弈就有冲突，就有胜负，不容回避，更不能惧怕。5年过渡期已经结束，在未来更加激烈的竞争中，中国企业应当积极整合、做强做大、共同对外，力争少失分甚至不失分。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积极参与游戏规则的修改和制定，在WTO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规则体系是现代社会的支架。这种支架的稳固，不但在于设计完善的规则本身，也在于自觉遵守规则的人。入世使中国进入了规范的竞技场，虽然可能因对规则的一时不适应而失利，但这种压力将迫使中国快速适应规则，在一两代人间培养起中国人的规则意识，从而有利于实现社会转型——从一个由人际关系来调节的社会，走向依靠规则体系的现代法治社会。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