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事关荣誉、腐败、道德的对抗或许不会就此结束, 高勤荣出狱后把自己过去与当地官员的恩怨重新写了一次,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将这份公开信发给这位高官。

一根面条在筷子上抖来抖去，握着筷子的手不停地颤动，面条却始终送不进嘴里。

“这是在监狱里气坏的。”46岁的高勤荣说，他换过左手，重新拿稳了筷子。但过了一会儿，他又用右手拿起了筷子，尽管抖动着，但是他这次顺利地把面条送入了口中。

“8年，一场抗日战争都打完了。”高勤荣说。12月8日，这位在大陆曾经名噪一时的《山西青年报》反腐记者迈出了山西晋中监狱的大门。

“无冕之王”的炼狱之路

从被捕第一天开始，高勤荣就不停上诉。最多的时候他曾经在一星期内手写了28份上诉书。

高勤荣不服罪，他认为自己无罪。

“没有蹲过监的人不是完人，你现在是完人了。”朋友们调侃他，他听后也哈哈大笑，但是笑过之后，他说，“这样的完人最好还是不要当。”

高勤荣的命运转折发生在1998年，他所写的一篇揭露山西省运城市官员弄虚作假“假渗灌”工程的报道，成为当时轰动中国的官场丑闻。

“像炮楼没有眼，像楼房没有板，干部升了官，农民得了砖。”高勤荣至今都清楚地记得自己在稿件中记载下的民谚。这项耗资2．8亿的假工程引来大陆中共官方媒体的高度关注，时任山西省主要领导因此而受到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批评。

高勤荣随后被山西省纪委调查了一年之多，运城当地警方又将其秘密从北京抓回运城，在公检法等机关的努力下，高勤荣最后以涉嫌受贿罪、介绍卖淫罪、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吃核桃’，就是拿棍子敲胫骨、’喜儿下山’（京剧芭蕾舞里的造型），就是单腿站立几小时、’蒙古包’，就是用被子蒙住头猛打、’看电视’，就是把头杵到尿桶里，或是脸对着尿桶。”高勤荣讲述着监狱里对待新犯人的花样招数。“看守所里8个犯人睡一个大通铺上。”高勤荣一度被秘密关押在当地小县城的看守所里进行审讯。

案件最终秘密审理，两审的判决结果完全一致。高勤荣的律师李肖霖称，法院几乎没有听取任何辩护意见，高勤荣案中的诸多疑点没有任何回应。在此之前，高勤荣听到了当地朋友给他传来的口信，某位官员称“把这小子最少关上10年，让他再乱说。”

高勤荣的遭遇在内地新闻界激起了强烈抗议。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南方周末》等内地知名媒体多次为高喊冤。包括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作家冰心的女儿吴青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联名提议为高平反，一批新闻界、法学界、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也曾发起为他平反的签名运动。

但高勤荣最终等来的仍是12年的牢狱生涯，生性乐观的高最初坚信自己会在短时间内获得自由，妻子段毛英不知疲倦地往返北京，找寻所有能找到的人，希望能改变现实。

监狱中，痛苦不堪的高勤荣烟瘾渐大，一天最多时会吸三包烟。每个月他只能从监狱里挣到8块钱，够买点咸菜，曾风云一时的高勤荣连烟都买不起。

始终不肯认罪的高勤荣在晋中市监狱干起了他的本行，在这个监狱自办的监狱小报上，他既是编辑又是记者，他写一篇稿件最初能挣到0.5个工分（大陆监狱对犯人的一种考核评价分）,大多数犯人一个月只能挣到8分。

“我是靠笔才挣来减刑的。”高勤荣说，在华北8省区的监狱评比中,他的文章往往能获得一等奖,为狱方赢得了若干荣誉,他因此受到奖励，获得不少分数，最多一次能给他奖励50分。高勤荣最终获得两次减刑，由于规定每次减刑最多只能是两年，他最终在监狱中渡过了8年。

“按我的分数在出狱前仍够减三年刑期的。”高勤荣说，但狱方对他的减刑相当谨慎。在最后一次减刑中，监狱上报的方案为“减刑三个月提前释放”。但山西监狱管理部门以稳妥起见，最终采取了折衷之策“减三个月缓一个月。”

在出狱前，高勤荣向监狱提出了“人身保护”的申请。在此之前，为他提供新闻线索的原运城市驻北京办事处主任高满强被以其他罪名判处入狱7年，2003年高满强刑满释放当天，即在监狱门前不远的地方被三名不明身份的男子重殴致残，头上被缝了100多针，牙齿几乎被打光，一名同行狱警亦被殴伤，但此案一直未侦破。

高满强的遭遇让高勤荣有了很强烈的不安全感，他提出让狱方和太原警方联系，并能在出狱当日派专车送他回家。

山西省监狱管理局批准了高勤荣的这一请求。在他出狱的当天，狱方封锁了消息，先将高从二门（晋中监狱有三个大门）单独放出，等高勤荣上车后，才放另一批刑满人员集体离开。

高勤荣的谨慎并非没有来由，此前他的家人多次接到恐吓电话。而高满强的家人在得到60万元赔偿后从此封口，不再谈论任何关于这一问题的事情。

高勤荣在出狱后为自己写好了遗书，以示决心。回家后的次日，朋友们为高勤荣洗尘接风，回来得稍晚了一点，妻子段毛英紧张得以为他刚出狱门就遇到了不测。

为联系方便，朋友给高勤荣带来了一部摩托罗拉手机，最初他甚至不知道怎么使用这玩意，为熟悉这些陌生的东西他用了一天的时间。

高勤荣把他在监狱里获得的奖章和买到的书籍带回了家，这似乎是他囚禁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他在狱中买到了刘建明关于中国舆情问题的《天理民心》一书，对其中部分章节大为赞赏。

为了让自己能在狱中扛过去，他订阅了一本《心理健康》杂志，进行自我心理调节。但他有时仍忍不住因为自己的事情而悲愤异常。爱打抱不平的他甚至在狱中接下了数起冤情申诉，他向那些人承诺，只要他能力达到，一定会为他们鸣冤。

在出狱前夕，高梦见将自己送入狱中的官员被纪委宣布双规，惊醒后他摸索着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下了一首诗：“一纸陈表呈官园（中纪委所在地），八年冤狱骨髓寒。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擒获南霸天。”

高勤荣入狱后反思，自己反腐失败的根源在于没有将老虎打死，反而让老虎反噬一口，而其代价则是失去8年的自由和光阴。

“你说这个案子怎么处理”

“看到连续发生矿难的消息，我就想，要是我还能做新闻的话，一定要写一个‘山西矿难屡禁不止’的报道。”狱中的高勤荣依然有着敏锐的观察,有人说他始终不改舆论监督之心，出狱后的他仍把从事新闻行业当作首选。但除非平反,否则这样的机会相当渺茫。

高勤荣已开始动手写一部关于他自己和运城市一些官员之间斗争的报告文学。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得罪了为数众多的官员。

让高勤荣一举成名的是当年对太原市委副书记仝云的监督报道。高勤荣是当时山西青年报政法条线的记者。

时任太原市公安局的一位领导（后任某省公安厅厅长）有一次和他谈了一个案子。

一个名叫仝晓海的人因强奸妇女被太原市公安局抓了三次，但每一次在其父的保护下又安然无恙。其后，仝晓海更调入了太原市公安局城北分局成了一名警察，每日牵着大狼狗横行市里。

高勤荣回忆说，当时这位问他，“你是跑政法的，要维护法律尊严，你说这个案子怎么处理？”

“我当时了解后就写了一篇《逮捕令发出后》寄给《人民日报》，随后在报纸上刊出。”这是高勤荣第一次与高官对阵，“那时候影响大了。”高勤荣依然为当年自豪。该文刊载不久，山西省委宣布将仝云开除出党，而仝的儿子仝晓海则被判刑14年。年轻记者高勤荣开始了他的反腐之路。

在其早期的多篇批评报道中，高多次和《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方媒体驻地记者联合作战，接识了诸多新闻界的朋友。高勤荣当时亦展现出其巨大的活动能力。

高勤荣一度离开《山西青年报》加盟刚创刊的《开放日报》，先后出任编辑部主任和记者部主任。但随后报纸停刊，高又回到了山西，并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成为新华社山西分社下属《记者观察》杂志记者。

“你小子也有今天啊”

“山东响马”、“梁山好汉”，朋友们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高勤荣，他也欣然接受这样的称谓。高勤荣在这一时期赴运城撰写一篇报告文学，此时高因一系列批评报道和当地主要官员形成了冲突对峙。

1997年10月，运城市发生百年一遇的洪水，四个县受灾。正在当地采访的高勤荣却未见当时地区行署书记和专员的影子，他一打听，书记去了省里开会，而专员则去往北京看病。

时值官员换届之际，高勤荣了解到时任专员的黄某在北京期间曾拜访在中央某部的运城籍干部，随后在采访写出了《抗洪救灾军民昼夜奋战可歌可泣  以病为名专员漠不关心临阵逃脱》的内参稿件，在文中责问黄某：跑官乎？看病乎？新华社山西分社的领导在看完稿件后要求和被批评者见面，高勤荣在黄回来后去和这位父母官面对面谈这个问题。

高在自己的报告文学中对这一段记述：黄看完后大发雷霆，把稿子往桌子上一摔说，“胡说八道，我请假了。”高勤荣追问“和谁请假了？”黄怒气冲冲地说，“你管得着吗。”高勤荣也提高嗓门说，“你是不是党员？事关老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危时，你好意思请假？”两人就此不欢而散。

当地政法部门的主要官员亦因为高勤荣的批评报道而和其结怨。高当时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日报》等媒体记者对运城市公安系统的混乱情况进行了报道，时任运城市公安局长专程到北京向有关部门解释情况，并指这些报道不符合事实。高勤荣随后撰写了《公安局长如此对待舆论监督》一文进行反击。

“那年过八月十五的时候，该局长带着另一名和我熟悉的副局长到家属院来找我，先派副局长上来跟我说，局长带了点月饼看你。我说，快不用，受不起。”高勤荣说，他直接拒绝了对方的示好。后来亦有朋友劝他不要锋芒太露，但他自己说“我什么事也没有，怕他们干什么。”

当地另一名公安局副局长一度传出作风、经济等问题，高在调查中发现该局长三年没交党费，他后来据此写成文章《党费问题》刊发在《人民日报》上。运城市委不得不责令公安局做出处理意见，在公安局招开党委会议时，高勤荣要求以普通党员的身份旁听此次会议。开会后，公安局主要领导再三要求高勤荣讲两句，最后高只说了一句，“我希望按照党章规定办理。”最后，公安局党委会以全票通过开除了这位副局长的党籍。

在离开公安局七年后，这个被开除的人重回公安局任副局长。后来在高勤荣被当地公安部门关押审查期间，这位副局长专程去看守所视察了一次。高勤荣回忆说，走到他身边的时候，这位局长带着蔑视的口气说，“就是你啊，你小子也有今天啊。”

“我不会认罪，因为我没罪”

“以他的个性，必然会得罪诸多官场人物，而他得罪了也不在乎。其实渗灌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当地的官员们盯上了他了。”《山西青年报》曾和高勤荣共事的一位资深报人说，亦有人认为高的张扬的个性能在山西待那么多年已算异数。

在高勤荣写出渗灌工程造假的内参报道后，中纪委迅速批示山西省纪委先行查处。但山西省相关部门随后开始调查的却是高勤荣。

山西省相关部门的有关人员找到山西青年报社跟高勤荣“谈话”，主要让其回答3个奇怪的问题：一、为什么要写这份内参？二、写内参的动机是什么？三、谁提供的线索？

高勤荣回答称，写内参的动机是为了反映真实情况，最初他以新闻纪律为由拒绝提供线索来源。但纪委办案人员耐心跟其说，他们是代表组织来的，要相信组织。高勤荣随后把自己采访的前后情况都反映给纪委办案人员，并将提供山西运城渗灌投资数字的高满强告诉了纪委人员。

在之后不久，高满强被免去了运城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的职务，锒铛入狱。

“我不会认罪，因为我没罪。”高勤荣说，在晋中监狱里他差点因为不悔罪而被拖后减刑，在临出狱的前一天，高为狱中的小报写了最后一篇文章，他称之为是狱中的封山之作。在这一篇名为《从“有理”说起》的评论中，高讲到了犯人因打架或偶尔怒从心头起的犯罪带来的后果，他说，在有理的时候千万要按规矩来。

现在，高勤荣出狱了，当年他深恶痛绝的某些官员们有些仍然在位，而且官职渐高。他仍然坚信自己有理。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