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了山西GDP近1/3的山西煤焦商人是否是“新晋商”，一直是山西商界和学界的争议焦点。

“新晋商”这个词成为2005年以来山西最为热辣的称呼。

“新晋商论坛”、“新晋商研究会”、“新晋商网站”，一系列打着“新晋商”名号的活动在山西紧锣密鼓地展开，当地媒体也对此趋之若鹜，山西团省委所主管的一本有着辉煌历史的杂志《山西青年》也在潮流下更名为“新晋商”。

在煤商们开始崛起的上世纪末，“晋商”这个词被诸多学者和官员从历史陈迹中翻寻出来，以至于余秋雨深感“抱愧山西”，他称自己没有想到曾经有这样一些商人富甲海内500年。

“晋商”最初只是作为山西旅游的一块招牌被挖掘出来。1991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乔家大院这个此前鲜为人知的晋商老宅初次为人所熟悉。当时，晋商旧宅中的王家大院已破败不堪，常家庄园则只剩下了一个后花园，在“晋商大院”成为旅游景观后都被修葺一新。

在旅游之后，晋商也成为山西人宣传“5000年文明看山西”的文化招牌。2006年，反映晋商兴衰史的电视剧《乔家大院》风靡大陆，但这只是山西省追溯“晋商精神”的事例之一。此前，话剧《立秋》、歌舞剧《一把酸枣》都曾在遥远的北京引起轰动。11月份，《立秋》甚至把舞台搬到了台湾。一系列的动作背后，主办者的名单上都印有“山西省委宣传部”的名字。

“晋商”借文化之名重回现实，而中国各大媒体上炒作和关注的，依然是山西煤老板的“奢华”。有媒体直接把二者联系起来，称山西晋商的遗韵在今天已经荡然无存。

“文化”重塑运动

2005年，山西省委主要领导易人，曾担任过新华社副社长的张宝顺接任省委书记，而在深圳长袖善舞的于幼军则成为新任省长。执政者的思路发生了变化，张宝顺在不同场合强调山西要改变投资环境，省长于幼军则把上任后的第一把火烧向黑矿，并称“黑矿不除，省无宁日”。“新晋商”的概念在这一年应运而生。

2005年8月，有着浓重官方气息的山西新晋商联合会成立，山西政经两界的首脑人物尽数出席，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薛荣哲当选会长。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会上发出的“打扫门庭、开好菜单”的演讲吸引了众多关注。

“新晋商”一词在这之后成为了山西各种活动的首选称谓。山西财经大学在一年一度的山西经济高峰论坛上开始讨论“新晋商”。山西工商部门公布的山西民营企业百强榜也被冠之以“新晋商百富榜”的名目。山西省官、商、学界的一系列行动都表明，山西意图重新塑造山西商人的形象。

“傻、大、黑、粗。”山西省人大副主任薛军曾如此评价山西的产业形象。山西要改变这一形象，显然主导这一产业的煤焦商人形象的改造至关重要。山西省长于幼军把“打扫屋子”作为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山西在这一年灭掉了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4000多座。

“新晋商”概念出笼之初，就力图为被“抹黑”的山西商人正名。新兴产业的商人们则成为对外宣传的形象代言人。网络英雄李彦宏、航空大亨陈峰、投资银行家薄熙永成为山西省政府认可的新晋商代表人物。这些商人都只是晋籍商人，其创富经历及产业大都在外地，但在新晋商联合会网罗的上千家企业中，他们却成了主力军。这批商人遍布北京、天津、上海、深圳以及海外，基本从事金融、证券、投资、互联网等各种产业。

选择“开门迎客”的于幼军7月份亲率山西政经界人士参加了山西香港洽商投资会，其宣传片则是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过的《晋商》纪录片。在这一思路下，以政协副主席薛荣哲为会长的新晋商联合会，主要功能也定位在联合晋籍商人回乡投资。随后，在天津、上海、兰州成立了三个晋商分会。而本土煤焦商人中的大部分则在这一轮的文化加冕运动中备受排挤、冷落。

大陆各省纷纷推出了“鲁商”、“浙商”、“徽商”的活动，甚至在今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十大商帮聚会，仿佛一夜之间，各省都找到了中国商道的传统。其他名号的商人们都平静地把帽子戴在了头上，唯独山西，关于新晋商的命名却引发了新的争论。

煤老板不算“新晋商”

谁是新晋商的问题，让山西学界的研究者们颇难回答，概念的模糊让新晋商群体非常摇摆，刚刚故去的本港富豪霍英东因传其祖籍是山西霍州，亦被一些山西研究者当作新晋商的代表来称赞。

创造了山西GDP近1/3的山西煤焦商人是否是“新晋商”，一直是山西商界和学界的争议焦点。

“确实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为山西考虑。如果说外省的企业家来山西，把煤挖完了污染一下，走了，我觉得还是有情可原的。但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把山西的煤资源大批的转出去，甚至是破坏性地转出去，我觉得是良心坏了,这是应该讨论的。”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申维辰在一次晋商论坛上有感而发。

这张名片的制造者们似乎无意将这一头衔奉送给煤商。“我们的成员中煤老板很少，有的话也是大型的国有企业。其实现在山西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新晋商，这个联合会除了要联络各地晋商成为一个群体外，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倡导晋商以前的那种精神。”新晋商联合会的理事姚宝说。这位晋商话剧《立秋》的编剧认为煤商不应该成为新晋商的主体。

“煤商为什么不是新晋商，我认为他们是不能忽视的一部分。”在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员、晋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春平看来，煤商的崛起是时代的产物，他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将之排除在新晋商的门槛之外显然不合适。

“大部分山西煤商一直徘徊在文化产业的大门之外，没有充当投资者的角色，一直在充当一个普通的看客。”在新晋商联合会所出版的杂志《新晋商》中鲜有对煤商的报道，唯一一次与煤商相关的，是在对温商力挺的同时，选取了太原市两位政协委员“五问煤商”的质疑文章。在列数了“官煤勾结何时了；豪奢之风何时了；矿难事故何时休；生态移民何时止；文化产业何时兴。”等问题后，直指煤商们只是文化产业的一个看客。

在争论之外，煤商们自己的选择也颇有意味，山西商人们习惯性地把自己仍隐藏在财富背后。

年初的山西两会上，3位富豪代表集体发声，对媒体“妖魔化”煤老板深感不满。但事实上这样的“集体发声”也是当地媒体的策划，而接受采访的富豪之前再三推辞，对“正名”毫不感冒，最后在官员的指令下，富豪们才勉强接受采访，发出“不满”。

“披上文化的外衣就成新晋商了吗？”一位只读过初中的煤商不以为然。介休市富豪阎吉英投资7亿元开发绵山，使之成为山西晋商大院文化旅游中的重要资源，但当选新晋商联合会副会长的却是他的同乡李安民。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夏冰认为，新晋商的概念相当模糊，在商人的概念中会有多种的商业往来，而煤商们则大多仍只是处于订单销售阶段，新晋商不包括煤商也会有这种考虑，但显然不应该将之排斥在外。

“我觉得我还没有资格被称为新晋商，因为我只是一个商人。”太原富豪张新民的说法代表了一批煤商的心态。“新晋商”这样的名片对于重视实利的煤焦商人们来说吸引力并不巨大。

参加各种论坛，发表演讲，接受采访，新晋商人物的典型做派，是煤焦商人们刻意回避的行为，山西学界的普遍观点是现代煤商们还没有具备现代企业家的基本素质。“大钱小企业”，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崔满红用这样的话来形容现在的煤焦商人，他认为这个群体现在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群体，离企业家群体还很远，跟500年前的晋商更是毫无关系。

“对待这些由机遇而出现的富豪，应该怎么看待。他们的出现、暴富是比较正常的，因为他们抓住了这一机遇，他们做得也很成功，不能把他们排除到山西的某一企业群体之外。”崔满红说。

崔满红对“新晋商”的提法表示了不同意见，在他看来，现在的山西商人跟“晋商”没有任何关系，而山西煤焦商人们的企业操作也与现代企业的理念相去甚远，他甚至不愿意称他们为企业家，而只愿意称他们为“企业主”。

崔极力反对将“晋商”神化，也反对“新晋商”概念的制造，在当地媒体组织的一次会议上，他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这之后他就很少出现在官方的“新晋商”论坛之中。

黑白之路的变迁

山西中小企业局的一项统计显示，在2006年前3季度中，民营经济占到山西总产值的一半，其中煤焦等能源产业是主力。拥有大量财富之后，商人们开始寻求自己的社会地位。

2006年9月，山西省公安机关斥资3000万元引进了一架警务直升机，在首航仪式上，时任山西省公安厅厅长杨安和特别对赞助800万元用于购置警务飞机的代县兴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眉寿表示了感谢，警方并将这架飞机命名为“兴旺号”。与此同时，刘的兴旺矿业也同时出现在山西省环保局的污染大户名单当中。

有钱捐款买飞机，却不愿花钱治污染。刘的选择在大多数煤焦商人看来非常正确。在山西阳泉市，当地公安部门破获一起杀人案后，一家煤炭公司的老板乔志华同样拿出10万元来慰问警方。山西省内这样的捐助已经习以为常。政府机关觉得辖下企业自然有义务为社会事务出钱，而煤商们也愿意掏钱来加强与政府方面的联系。

当年晋商的鼎盛时期，山西商民捐银占全国捐银的37％。为全国各省捐输之首。平遥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曾为家族中祖孙五代人都换来了大大小小的顶戴。山西商人透过这种途径，由商入官，凭借官商结合的特殊身份，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也获得了别的商人无法得到的官场内幕消息。

煤焦商人选择改变自己地位的方法似乎有点接近古老的晋商。但二者之间还是存在诸多不同。高春平说，晋商社会地位的提升，社会价值的体现经历了一个比较难的过程。当时的重农轻商的观念很严重，经商再富不如做官好。晋商完全是靠自己打拼和出血才争取到后来的社会地位。

高春平认为新晋商所处的环境要好得多，今天社会对商业的重视和扶持超过了以往，企业一旦稍有成就，就会受到政府在资金、项目、甚至政治待遇等各方面的支持，而民间的崇富心理也日趋健康。但他同时认为，一方面，这会给寻找身份的煤商们提供更为有利的发展空间，但也容易滋生自大、骄宠的心态。

“新晋商落后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观念滞后。”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新晋商联合会成立时的一句话被媒体反复地引用。从最为开放的深圳来到山西，于显然在其执政期间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这也被视为是对煤焦商人们的一种提醒。

2006年7月，一场声势浩大的招商会在香港召开。在于幼军的率领下，各市官员率领大批煤焦商人亮相香港，于幼军在行前专程和煤焦富豪们座谈，要求煤炭富豪们注意形象，不要一掷千金显示自己的实力，而是要虚心地把港资引进来促进企业发展。

“招商就是贷款，向香港人借钱花，我们是轮不上了。” 一位孝义煤商说，他如此理解于幼军的新思维，煤焦大县孝义2006年因环保问题被山西省环保部门实施禁批项目。“停项目，停贷款，停铁路，这是要卡死我们。”这位商人对政府的行为颇有微词。

山西煤炭新政实施以来，对9万吨以下煤矿进行全面封杀，而将大机焦的划定设在60万吨以上。市场的破坏性淘汰开始之前，政府的强力作为让煤矿小老板们或者主动升级，或者转行。

煤焦大户们亦面临着同样的抉择。在山西省的未来规划中，成为“新型工业能源基地”是其定位之一。成为“新”的代言人才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山西的诸多煤焦富豪们则努力把自己的产业靠向这一定位。

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压力下，上市似乎成了山西私企大亨们想要转变形象的一个关键因素，潞宝集团的韩长安，大土河焦土集团的贾廷亮、金业集团的张新民都在公开宣称企业将在近年内上市，而贾廷亮今年短期融资7亿正是小试牛刀，也正是这样的“新”，使他显山露水成为“首富”。

“事实上，煤炭富豪的利益与当地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政府部门没有理由不支持这些企业，”夏冰认为，煤商阶层自身的身份危机让他们不得不依靠政府，而政府的扶持是企业良性发展的关键。山西省政府今年推出“千亿融资上市”计划，有人称之为是投资大跃进。进入名单的大多是国有煤炭企业。对去香港见世面的民企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民营企业主们的“上市”冲动由此产生。

“千万不要把上市当成简单的圈钱。”崔满红说，早期山西国企在上市中就闹出过这样的笑话，融资之后巨额的资金不知道如何利用，只好存进银行获取利息。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