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自信和自尊是不能失去的，不要一切以他人为标准，不用当中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福楼拜，我就当中国的李锐就很好了。”

山西作家李锐的新作《太平风物》在大陆首版后，在文坛引发了一场对农村创作题材的争论。在该部作品中，李锐布置了一场纸上的中国农具展览，他拒绝对中国农村进行田园牧歌式的描述，旨在表现中国农民与农具之间血肉相连甚至生死与共的关系，体现出历史与现实的猛烈碰撞。

李锐在中国文坛是一位低调而个性鲜明的作家。他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均为文学界所推崇，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发表《厚土》、《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等。他在中国普通读者中影响并不大，而在大陆以外影响较大，小说被译为瑞典、英、法、日、德、荷兰等多种文字。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曾多次表示，中国当代作家中他十分喜爱李锐的作品。因此文坛一度传言，李锐是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对此，李锐总是摇头笑笑，说：“马悦然先生确实翻译过我的4本小说，但那和得不得奖根本不是一码事，得不得奖不是作家应该考虑的问题，你写好自己的作品就行了。”

“文革”是我终身要表达的命题

凤凰周刊：《太平风物》出版后，被很多地方推选为2006年十大好书。在写作经验的突破中，这部小说处于什么位置？

李锐：作家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达到某种程度后，就相对固定，这样一般产量高一些。另一种是希望突破自己，起码是阶段性总想突破自己，包括形式的改变、叙述方式的实验、还有自身生命体验的不同。我属于后者，这就导致我希望能写一个与以前不一样的作品。

《太平风物》的写作契机源于1987年，我偶然在旧书摊上找到一本《中国古代农机具》，看了后很震惊，中国农民使用的农具有着长得叫人难以置信的历史和极其丰富的发展经历。《太平风物》中有14个用农具作为题目的短篇，每篇一开头先是农具的图片，然后是文言文的引文，讲农具的来历，然后才是我虚构的故事，是多种文本的拼贴。历史不再是背景，而是直接引入此时此刻的叙述现场。

图片都是我从《王祯农书》和《中国古代农机具》中找到的，如果把14张图全部取掉，这个小说就显得很一般、与《厚土》毫无二致。但是有了这些图片，有了这种超文本拼贴，就有了一种历史的诗情画意和现实的强烈对比和撞击。

凤凰周刊：听说在自己的作品中，您最看重《无风之树》，是这样吗？为什么？

李锐：对于任何作家、艺术家而言，一辈子属于他最好的作品只有一件，倾其所有才华、写作体验、智慧的作品只有一部。《无风之树》写了3个月，是我下笔最快的一部作品，讲的就是文革，把文革写成一个寓言，一场巨人与矮人的故事。历史总是巨人们高高在上地指导矮人们的历史，可又总给矮人们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在这个故事里我让世世代代像石头一样沉默不语的山民们自己开口讲述自己，把“被描述的”变成“去描述的”。那是一场“在下者” 对于“在上者”的启蒙。

凤凰周刊：从创作主题上，您自己说过“文化大革命是我终生所要表达的命题。我的《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都在表达这个命题”。更具体地说，您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李锐：历史可以打倒，但是不会消失，文革是没法回避的。作为一名作家，那场浩劫的亲历者，责无旁贷地应当把那段经历写下来，留给后人，这个很重要。一场关乎到8亿人的浩劫，不仅仅是一个写作题材，文革是从中国自己历史深渊中产生出来的浩劫，它所带来的幻灭和悲哀，它对于历史面貌的深刻影响，对于生命和人性的煎熬，几乎是难以穷尽的。作为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它绝不仅仅是和中国人有关的一件事情。

目前文学作品对这方面的发掘和表达远远不够。只要用方块字写作，就没法回避方块字的历史。

文化的自信和自尊是不能失去的

凤凰周刊：有位评论家说：“作为当今纯文学最后几个坚守者之一，多年来，李锐的写作不为现实所动，不为市场所动，也不为潮流和各种评说所动。”您认同这种评论吗？

李锐：这不是一个道德水准和操守的问题，而更是一种可能性的问题。应当说目前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在坚守文学性的写作。我现在终于可以做到这样了，这么多年建立的基础可以让我达到这个自由度，当然其中也有我自己的坚持。不过，咱们也别把市场和商业妖魔化，各行其是不是更好吗。

凤凰周刊：您定位过自己的读者群吗？

李锐：从来没有定位过。10多年前，在美国参加一个研讨会，有个外国教授公然宣称，中国的艺术家、作家就知道讨好外国人，尤其是画家。轮到我发言时就反驳他，我说我写小说从来不考虑外国人喜欢不喜欢，连中国人喜欢不喜欢都不考虑，只考虑自己喜欢不喜欢。

凤凰周刊：是的，其实不光外国人说过，您也说过“中国的新时期文学一直处于大幅度的摇摆之中，这种摇摆说明一种危机，就是文化自信心的缺失。”您觉得这种危机加重了么？传统对一位作家的写作意味着什么？

李锐：现在一谈恢复传统，就是把传统旅游化，变成旅游产品、旅游表演，把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彻底商业化，能否卖钱成了唯一的标准，这很可怕。

其实这是百年白话的老话题了。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一直处在一种文化自信心的自我取消之中，好像中国所有的文学标准尺度都必须要按照外国的标准来决定，只有别人的东西才是一种普世的价值和真理，比如一说到爱情就要想到罗密欧与朱丽叶，但是中国的《孔雀东南飞》比莎士比亚早了1000多年，难道就不是爱情，不具有普世的价值？

中国历史本来就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很深刻的一部分，这个自信心大家应该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底蕴，会使得中国在经历现代化过程时，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于他人的自我过程，这恰恰是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家最大的一笔财富。文化的自信和自尊是不能失去的，不要一切以他人为标准，不用当中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福楼拜，我就当中国的李锐就很好了。当然不是说再建立一个方块字的万里长城把自己囚禁起来。万里长城早就打破了，这个世界早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了。

马悦然先生喜欢我的小说和诺贝尔奖无关

凤凰周刊：一直流传您是大陆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您自己怎么看？

李锐：唯一的事实是马悦然先生很喜欢我的小说，一直在翻译我的小说，已经翻译了《厚土》、《无风之树》、《万里无云》、《旧址》，但是这个和诺贝尔奖没有关系。我和马悦然认识整整20年了，是君子之交。1986年，我突然收到他的来信，说很想翻译我的小说。那时，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只是觉得有人要将我的作品翻译为瑞典文挺高兴的。后来才知道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他的夫人是中国人，是她先看到我的小说，推荐给马悦然，他看了觉得也不错。

就因为这些，别人总说我怎么样有希望得诺贝尔奖，这只是媒体在炒作的话题，瑞典文学院从来没有公布过谁最接近诺贝尔奖。全世界有那么多优秀作家，诺贝尔奖只有一个，而且已经有一个中文写作的作家高行健先生得过诺贝尔奖了，我认为很长时间内不会再有中文作家获奖了。其实，每个作家就好好写小说就完了。有文学已经几千年了，有诺贝尔奖才一百多年，如果为了得奖写小说，就本末倒置了。

2004年，马悦然来到山西，去我当年插队的村子住了3天，他特别高兴，还花了3000元请全村人打牙祭。他为人谦和，非常儒雅，因为读中国的古典诗词太多了，他是从《左传》和古典音韵学进入中国文化的。

凤凰周刊：您怎么看当今大陆文坛？

李锐：大陆的文坛和知识界是一个精神侏儒症流行的地方，精神侏儒狂欢的地方。2003年，我辞去了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并同时退出中国作协，只保留山西省作协会员资格，至今觉得是正确的决定。当然各行各业也都有一些坚定的声音，也有我欣赏的作家，比如史铁生、比如我太太蒋韵。莫言、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阎连科的许多作品我也很喜欢。

凤凰周刊：您自己说过：“就像每个人活着都有自己的理由，写下去也得要有个理由，不然何必再写？这世上何必再多余几本你写的书？”您写作的理由是什么？

李锐：留下文学来证明：生命的可贵，生命本应该得到的幸福，而实际上在现实当中，生命遍体鳞伤所得不到的那一切。这也是一切艺术应该留下的。

马悦然谈中国作家与诺贝尔奖

有人说，马悦然先生是中国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推力，因为他是瑞典文学院18个院士评委中唯一的汉学家。

曾在瑞典驻华使馆当过文化专员的马悦然与老舍、巴金等文学大家都有交往。他认为，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很多人完全有资格拿诺贝尔奖。但或多或少都是因为翻译的原因而未能被西方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只颁发给在世的作家，而许多优秀中国作家的作品都未能在生前有好的翻译版本流传到西方。“如果上个世纪20年代有人能够翻译《彷徨》、《呐喊》，也许鲁迅早就得奖了。”“沈从文1987年和1988年两次被提名诺贝尔奖，如果能晚几年去世，一定会成为中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

马悦然曾多次坦言，当代作家中，他特别喜欢山西作家李锐。他解释说，因为李锐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写法，他的语言是中国其他作家没有的。李锐在吕梁山插队期间，学会了大量当地的方言，并成功地把这些最有生活原汁原味的语言运用到了小说中。（张婷根据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