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主席向来由中国作家中的德高望重的泰斗级人物担任。此前两任主席分别是得到毛泽东定评的大作家茅盾与巴金，亦被认为是中国文坛的毫无争议的领袖。此次铁凝继任作协主席，创立了两个纪录，第一个担任此职的女作家，第一个50岁以下担任此职的作家。11月21日，《凤凰周刊》在石家庄河北作协，专访了新任作协主席铁凝。
作协不是权力机构
《凤凰周刊》：这次作代会改选前关于作协主席的人选有不少传闻。您当选新任主席后，也有人对您能否担此重任表示质疑，海外媒体有报道提到选举的票数问题，认为换届选举并不公平，您如何看待？
铁凝：这个我在网上都看到了，我觉得这些报道都是正常的。这个选举比我想象的还是好得多。毕竟这么大的一个文坛，毕竟我的前任是文学的里程碑。首先我跟他们确实没有可比性。这个位置甚至也不是非我莫属的，当代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家可以担当此任。
我最终当选至少有一点还是自信的，我是一个作家，30年来我坚持不停顿地写作，而且文学本身不是别人强加给我的职业。即使有作家协会主席这个位置，我想最重要的我也应该有一颗作家的心。 我没有资本其实也就没有更多的负担。
《凤凰周刊》：您说“作协是党和政府联系作家的桥梁和纽带”，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作协一直以来都是和意识形态联系非常紧密的国家机构？
铁凝：作协其实是一个群众团体。作家协会不可能担负替作家写作的职能，也没有作家需要作家协会替他写作。每一个作家，即使是作家协会的会员也还是独立的，他有自由表达的权利。首先我作为一个会员，我就没有受到过作家协会的题材限制。当然它可以有个倡导，也希望有些作家能够关心国家正在发生的大事，但不是强迫的。
《凤凰周刊》：近年来关于作协衙门化，官僚化，官本位的等级体制有很多批评，作协本身也有一套政党的行政机构，有相应的级别对应。您对此怎么看？
铁凝：我个人认为作家协会着眼点应该更多地放在作家的身上。因为作家协会第一不是一个人的协会，它确实不是权力机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一个作家协会有什么权力。如果在这个位置上更好地行使权力，那这个权力是什么呀？就是服务。如果作家协会不为作家服务，确实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仍然坚持中国作协这些年还是做了大量的帮助会员解决困难的细致工作，他们至少是在尽心尽意。比如 “北戴河作家之家”请一些老作家去做休息和疗养。我想作家遇到的问题，就跟我们整个社会遇到的问题一样。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肯定很多的。一个作家协会要面对7000多人啊，这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很宝贵的群体。
《凤凰周刊》：2003年，湖南，上海，山西有一批作家纷纷退出作协，声明中也提到作协的一些问题。
铁凝：上海哪个作家退出了？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李锐虽然退出了中国作家协会，但是他并没有退出山西作家协会啊。据我所知，他还是山西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他还是在体制内的。最近还刚刚见了他的主席张平，不是开会来了吗。他还是享有国家的房子，就是作家协会分配的房子，拿着专业作家的工资，这些待遇还是有的。
“作家的利益应该得到保障”
《凤凰周刊》：最近辽宁作家洪峰上街乞讨的事件很多人并不同情，业内如何评价？
铁凝：我还没听到，光急着开会了。洪峰我认识，他要是我们河北省作家协会的，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笑）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隐含的问题就是全社会怎么样看待一个作家的存在和作家的劳动。
《凤凰周刊》：您认为应当怎样看待？
铁凝：从30年前没有稿费的时候，写一篇小说会得到一个笔记本的奖励，或者一本稿纸的纪念，一支钢笔已经不得了了，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市场价格，可以谈版税，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中国有一个作家很勇敢，就是王朔。80年代的作家很钟情于文学本身，那时候文学也不能给人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可是王朔就公开谈钱，说“不要死要面子活受罪了”。作家的劳动和他得到的报偿应该是成正比的，应该是很光明正大地谈报酬。我觉得王朔还是很坦率地走到前面去了。
像史铁生这样纯文学的作家，过得很清苦，耐得住寂寞，那么纯粹，而且他对他的文学是丝毫不退步的。他好像离商业的炒作很远的，虽然他也很需要钱，在中国文坛上还是有一批这样的人的。
站在一个作家的立场上，我觉得作家该得到的利益还是应该得到的，至少应该跟他付出的劳动成正比。社会越进步，作家越应该得到尊重，文化的地位应该更高才对，当然文学涵盖不了文化，文学只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凤凰周刊》：现在各地方作协都在陆续推行各种改革举措，合同制和签约制正在取代传统的专业作家制度，如何看待这种转变？是否说明国家财政供养的作协体制是不合理的，应当被逐渐淘汰？以后的作协机构会变成什么样子？
铁凝：专业作家事实上确实已经缩小了。比如河北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一直稳固在几个人，我们现在有更大批的作家是合同制。这个水是活的，没有铁饭碗。
我们有个专家评审委员会，两年一届来报名，这些合同制作家原来有工作，是体制外的，可是实际上他已经得到了体制内的一些扶助。这个扶助不是说空话的，包括在这两年合同制作家期间，他可以不去工作，由我们来给他们发工资。
还有奖励的机制，比如在全国的名刊大刊上很显著的位置发表了有影响的作品，合同制作家的管理机构文学院还会给他一份奖励，再给他一份钱。另外每年定期的组织出去采风，请一些专家来讲课，和外地作家的互访等等。
《凤凰周刊》：您认为中国作家协会跟世界其它国家的笔会或写作基金相比而言有什么异同和利弊？
铁凝：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华盛顿的文学疗法》。美国虽然没有中国作家协会的体制，但是有一个国家基金会，里面有一项基金就是资助青年作家的，鼓励很多青年作家一边写作一边去了解社会，鼓励他们给一些普通大众，流浪的，精神有问题的人当志愿者，组织他们写作文。
他们有个内部刊物，好的作文会给发表。我觉得这很有意思。这些青年作家通过接触这些人了解了社会，其实负担了一些社会问题。这个国家基金会会给这些青年人一定的报酬，够他们写作的费用。一年以后就可以不做这个，专心写作了，这些人还有优先深造的机会。所以你看像美国也有这种基金会，也在资助一些青年作家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中国作家协会我觉得有太大的优势了，因为有7000多会员。文学虽然是社会边缘了，但是每年要求加入协会的人还是很多，说明什么呢？这个协会本身还是有吸引力的。作家协会应该以作家为本，关键是不断地强化和坚定这种意识，可能事情就会好办一些。
文学退到了应该的位置
《凤凰周刊》：不少人指出现今的文坛充斥着浮躁、功利、平庸、虚假，认为现在的中国文学每况愈下，文学对社会对大众的影响越来越弱。您也如此悲观吗？
铁凝：我认为不要抱怨大众。社会对文学的某些方面的失望一定是有道理的。我经常这样问自己，究竟是不是拿出了值得让读者喜欢的文学。
文学最终所要达到的一个境界就是精神的高度。我有个同行说得好，“我赚钱是为了写作，但写作不是为了赚钱”。现在的生活是多元的。跟80年代比，文学从中心的位置退到它应该退的位置，没有必要悲哀。当然我个人也有些忧虑。我从来都不反对写小事。很多世界级的优秀的大作家他们的经典作品其实也是从小事入手的，问题就在于他们通过小人物小事，能够有力量呈现给读者更大更广的社会现实。
《凤凰周刊》：怎样评价80后新生代作家和网络写作？您认为在现今的文坛，他们构成了跟传统文学、传统写作二元对立的格局吗？
铁凝：我从来不敢小视任何新生力量，不管是网络的还是纸面的。因为我自己也年轻过，我发表第一篇作品时还不到18岁。我经常拿自己的起步跟现在的年轻人比，他们的起步比我高得多，而且我自己也做过网络文学大赛的评委。
通过做评委我看到了一些无名的网络作家的作品，我喜欢他们那份情感的真挚。正因为他们很年轻，所以是不确定的。我觉得不能认为一切是定了性的。
我有美好的愿望，我认为是有沟通的可能。当然其实说白了文学是个体劳动，不同的作家不同的流派，都在社会上能找到自己的读者群，任何一个再伟大的作家也不可能涵盖所有的读者。所以这也正是国家社会的进步。有这么多文学样式或者不同品种的出现，各不相扰吧，共同发展，又有什么坏处呢。
（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