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因心脏衰竭在三藩市家中去世，享年94岁。

作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给这个世界留下的遗产可谓多姿多彩。他推进了对价格理论的理解，由此开启了复兴新古典经济学的浪潮。他对货币理论的研究，不仅将因大萧条而破产的天才经济学家费舍尔的思想从故纸堆中重新发现，而且将费舍尔的货币理论加以完善和验证，提出了著名的货币数量论。当然，还有他的永久收入假说和被争论了半个世纪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整个20世纪，能在对经济学理论贡献上望其项背者，可能只有弗里德曼当年的同学、一生的论战对手、先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萨缪尔森一人。

政府是靠不住的

弗里德曼是个矛盾的共和党人。他热情地赞美“小政府、大市场”，不遗余力地嘲笑政府“保姆式”的社会福利计划，一生都在为彻底的自由贸易奔走。其坚定的市场自由主义价值观，与共和党人的传统形象几无二样。但弗里德曼身上却同时兼具有顽固的自由主义民主党人风格。他支持堕胎，支持卖淫和毒品合法化。这让弗里德曼和顽固的共和党人拉开了距离，正如同弗里德曼自己所说，他加入共和党，只是图个方便。

很少有人注意到，弗里德曼对社会问题经济学的贡献之大，并不逊于他在经济学其他领域的影响。弗里德曼认为，管制就会带来高昂的社会成本和寻租，其实际效果是，地下交易带来的反噬效应将抵消管制所消除的直接成本，并最终由全社会买单。卖淫和毒品问题便属此类。类似的这种社会问题经济学，弗里德曼几乎从来没有认真验证过，他用他那颗堪称伟大的脑袋，直觉主义地告诉人们逻辑是什么，结果是什么。直到他的老朋友加里·贝克尔和芝加哥学派第三代经济学家列维特那里，才用严谨的数据证明了弗里德曼直觉的准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弗里德曼对社会福利问题的看法。这可能是他在中国的那些崇拜者中对他误读最深的一个问题。与另一位以“右”出名的经济学大师哈耶克一样，弗里德曼其实从不反对社会福利，更不会拿“富人补贴穷人是一种不公正的财富转移”这样的混蛋逻辑来搪塞社会现实。弗里德曼所质疑的，是政府以“社会公正”为名垄断的福利事业，效果到底有多大。这一次，又是他精准的直觉告诉他，政府的“好心”是靠不住的，它浪费了纳税人的财富，也辜负了需要接受福利者的期待。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日子里，弗里德曼执着地对政府提供福利抱以怀疑显得极为格格不入。不过，财政学者们对政府转移支付效率的研究，又一次证实了弗里德曼的看法——在福利问题上，政府是靠不住的。

今天看来，弗里德曼提出以“学券制”和“负所得税”代替对公立学校教育补贴和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仍然天才得令人拍案。是的，聪明而富于智慧的人，不会安然于或自由或保守的立场标签,他们会用解决办法来说服所有人。

先知和靶子

当然，以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去梳理弗里德曼的一生，他并非总是对的。1973年，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被皮诺切特军政权推翻。弗里德曼的多名弟子在长达17年的皮诺切特独裁时代担任政府要职，令智利对外开放市场及企业私有化。尽管智利高达1000%的通货膨胀率因此逐步回落，但大多数批评者认为这是以极其严重的失业、食物供应短缺和大量的企业破产为代价换来。最重要的是，民生为其改革所蒙受的巨大痛苦成了失去民主的代价。人们迁怒于弗里德曼出于纯粹经济学逻辑对皮诺切特政权的正面评价，以至于当他于1976年在瑞典领受诺贝尔经济奖时，有大量的智利海外民主运动人士激烈抗议。作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的弗里德曼，对皮诺切特却保持了令人困惑的容忍。直到皮诺切特政权垮台，他才说：“市场变得自由，最终也会为人民带来自由。”但这种事后诸葛亮的逻辑，并未能同左派和社会民主人士媾和。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10多年里，由于保守党的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取得了出人意料的经济复兴效果，被尊为英美政治保守派经济学导师的弗里德曼获得了巨大的个人声望。及至东欧剧变，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等人犹如20世纪反极权主义的先知一样，成为主流政治思潮的宠儿。这也为后来反全球资本主义浪潮中，将弗里德曼树为新自由主义阵营的靶心埋下了伏笔。

与中国的传奇缘分

弗里德曼一生曾3次造访中国。第一次在1980年，期间，弗里德曼以货币理论与通货膨胀问题、市场机制与中央计划体制结合等为主题做了3次学术演讲，并且考察了长春、上海、桂林、广州等地。做为一个以倡导竞争性资本主义著称的美国学者，这次访问给弗里德曼留下了3个深刻的印象，一是他没想到自己的货币理论学说和关于自由主义的著名著作，早已作为“批判对象”被引入了中国，而那些以“批判”他“为生”的中国学者对其理论的理解之准确，大大出乎他本人的意料；二是弗里德曼遇到了50年代求学于他门下的中国学生，所不同的是那个学生时代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已经成了唯唯诺诺、瞻前顾后的中年人；三是当时中国官僚机构拖拉而漫不经心的作风，导致的效率低下和高昂的“社会成本”，对他来说简直是触目惊心。第一次中国之行，弗里德曼对中国改革的前途并未抱乐观期望。

8年后，弗里德曼在他的芝加哥大学同门、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的安排下，第二次来到中国。这一次弗里德曼成了当时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座上宾，他询问了中国的改革情况，赵则详述了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价格闯关”导致当时的通货膨胀等问题。赵紫阳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以至于多年之后回忆起来，弗里德曼仍对赵紫阳头脑反应之敏捷、对经济问题洞察力之透彻赞叹不已。

1989年之后，弗里德曼一度对中国改革进程可能逆转担忧不已。但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为继续改革做足了政治背书。于是，弗里德曼在1993年三度来到中国，观察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一次，5年前的上海市长、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了他。这次访问令弗里德曼打消了对中国改革前景的疑虑。

可以说，弗里德曼的后半生与中国有着传奇般的缘分，但他仍只是中国改革的旁观者。弗里德曼对中国的兴趣虽然广泛而持久，但在兴趣的深度上，并没有超出他对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的了解。这就注定了弗里德曼开出的经济自由主义药方，在中国这类威权转型国家会发生“国家资本主义”式的变种。

虽然很多弗里德曼的拥趸者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遵从了弗里德曼的建议，但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因为今天，国有企业无论从总量上还是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上，都没有显著的弱化，反而日趋加强。

弗里德曼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对香港的自由经济模式不遗余力地推销，以至于在他去世前一个月，还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对曾荫权的经济改革措施违背政府不干预精神而抱怨不止，哀叹“香港模式”不复。而今看来，这也同样有言过其实之处。一方面，二战以后中国内地长期锁国造成了香港得天独厚的政治、经贸飞地优势，更形成了香港对内地锁国政策的实质依附效应；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大搞土地批租政策，致使香港经济腾飞之后，政府作市，以“看不见的手”塑造出整个香港经济结构的逐渐扭曲之势，以至于90年代末期经济泡沫破裂之前，香港经济彻底为房地产、地产股和房产按揭所绑架。延续至今的衰退，绝非理想状态的自由市场经济所应然。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争议，但这些都无损弗里德曼作为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者的伟大。弗里德曼的去世，令这个被保守思想锁住的世界，又失去了一颗开放的心。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