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山西临汾市被国际环境研究机构布莱克史密斯研究所评为2006年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地区之一。山西省环保局也于当月发出《致临汾市李天太市长的一封公开信》，批评临汾市投入巨资进行环境综治，“却仍有大量焦化、钢铁等重污染企业违法建设，肆无忌惮排污”。临汾市在2004年即被国家环保总局列入内地城市污染前三甲，该市曾保证，到2006年底要甩掉大气污染第一的帽子，却连续3年说了空话。其实，在中国内地，严重的环境污染岂止限于一个临汾。

虽然环境保护已被列入“十一五”规划重点，成为约束性指标，今年以来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不降反升，单位能耗上升0.8％，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分别上升6.5％和4.1％。环境污染老账未清，又欠新账。迄今为止，水环境持续恶化，2005年全国废水排放量达到524亿吨，比2000年增加26％，全国有近三分之一监测断面为劣五类水质，失去生态功能；六成以上城市生活垃圾未得到无害化处理；废旧电子产品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回收处理基本处于无序状态；固体废物堆存量累积已近80亿吨，占用和损毁土地200万亩以上，对土壤和水体造成严重污染；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工作也进展缓慢。环境污染已成威胁人民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的心腹大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环境问题伴随经济发展的脚步积累至今，体现了文明演进的双重效应。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在获得物质进步和享受的同时，也使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迅速蜕变。自然对人类的付出远远超过其再生的速度。总的说来，地球已越来越不适于人类居住。这种文明进步的悖论，在世界各地都激起了反对工业化与全球化的呼声。

更重要的是，人类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具有时间与地域上的不平衡性。西方发达国家最早破坏环境，也最早认识到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对人类的危害。他们利用技术、资金乃至军事力量的综合优势，逐渐将难以消化的污染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到境外。后发展国家迫于全球性市场竞争的压力，以及亡国亡种的威胁，不得不顺从这种世界性的产业转移，承接发达国家撂下的污染包袱。这是后发展国家环境污染普遍严重于发达国家的根本原因。

30年前由于经济体制的原因，中国积累了很多发展欠账；又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至今承受着比其他国家更大的竞争压力。两种因素叠加，使中国患上了严重的增长饥渴症。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下，连续28年的经济高增长，伴随着环境严重污染的巨大代价。在城市化扩张中，不断有农村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又不断有城市居民凭借毕生积蓄离开被污染的城市。一觉醒来，中国人发现自己已失去太多：以往的增长不但损耗了以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而且在这种增长所损害的环境中，人的生存也已成为问题。美国布莱克史密斯研究所报告称：“居住在严重污染的地方，无异于被宣判了死刑……污染对人体的损害，如果不以立即中毒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就可能以癌症、肺部感染和痴愚症等形式表现出来。”30年间，临汾由“天下第一都”到“天下污染第一城”的沧桑蜕变，使这种发展的吊诡达到顶点。

众所周知，治理污染需要政府与资本双方的巨额投入。追求政治绩效及利益交换的党政官员，与追求非正常暴利的“不法企业主”的“无契约结盟”，使中国环境污染的壁垒难以攻破，而造成的恶果则由当地百姓及全社会消费者共同承担。

如果说由于特殊的历史与处境，中国的政府与民间在环境保护上的后知后觉情有可原，那么在问题已经严重凸显后，政府仍然作为不大、环境治理至今进展缓慢则令人难以谅解。迄今，中国仍然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社会，只要政府决心够大，是能够较快扭转局面的。这一点曾被视为是现行体制的重要优越性，在今天，它也使政府的责任无可推诿。

有理由将环境保护的举步维艰归咎于许多地方政府观念太落后、决心不够大、行动更迟缓。环保总局与国家统计局联手打造《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多年，至今仍徘徊在试点阶段，绿色GDP仍未成为考核、指导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硬性指标。潜在的阻力何在？显然，环境保护始终有人在抓，各级官员的公开表态也不可谓不深刻、不坚定，但实际效果始终不如人意。这说明，这一工作迄今在权力体系内部尚未获得充足动力。环保既与“经济发展”的现实目标相冲突，也与官员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南辕北辙，因此，在全国推进这项工作，步履之艰难可想而知。

保护环境、治理污染关乎国运昌盛，民生发展，事关我们这代人及子孙后代生存与发展的千秋大计。对执政党和政府来说，应该把它提高到建国治国根本目的的高度来认识。

国计民生是政府存在的全部理由，政府职责就在于为全体民众创造福祉，为全社会的利益服务。“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民为本的政府才具“合法性”；不以民为本，政府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如果政府的决策施政行为自有其惯性，那么只有民众意识的觉醒与抵制，才能扭转这一惯性。当每个公民都能为自己及子孙起而维护家园的生存环境时，当消费者为了自己和全社会起而抵制非绿色产品时，政府与企业主所面对的利害格局就会改变，其行为模式也不能不为之改变。

中国的环境改善，既有待于政府的民本意识和责任心，也有待于全民环保意识及自我责任意识的提高。人民的命运，至少有一半掌握在自己手中。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