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央电视台年度人物的评选委员们把目光投给了向文波，这个闯入瓷器店的“公牛”把一个“简单的企业并购”折腾到举世震惊。
尽管向文波也承认美国凯雷收购徐工已经落下帷幕，但是他还总是有意无意地在谈话中不断谈起这件事情，而且总是将他那带有浓重长沙口音的普通话说得又急又快。
向文波是徐工并购案中斜刺里杀出的“程咬金”。不过这是个极其聪明的“程咬金”。首先，他非常聪明地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时机，当时举国上下因为医疗市场化改革、物权法立法受到质疑，中海油并购美国石油公司受阻，联想的电脑进不了美国政府机关等一连串事件已经群情激昂，“左”右之争，民族主义情绪，反思改革，这些重大话题不仅在知识分子和媒体之间吵得一塌糊涂，就连买不起药的老百姓，思考改革大方向的国家领导人都未能超然其外。
向文波这个时候杀出，自然是能够借上风力的。
其次，他还非常聪明地选择了弹药。本来他所在的三一集团本身也曾参与过徐工改制，尽管已经出局，也应该是局中人。若是单纯就事论事，难逃打击报复之嫌。而向文波的炮弹穿上了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糖衣，这一下子就让被批评者无处下嘴，而自己也占据了道德高地。
再次，他还非常聪明地选择了战场。曾有媒体说他在几天之内接受过上百家媒体的采访。在专访中我向他求证此事，他笑着说数量没错，只是很多采访都是集体进行的。不厌其烦，甚至主动接受媒体采访，这是现在中国政府和企业绝对想不到或者做不到的。可是当媒体上处处都是向文波的名字时，无论褒贬，他已经占得先机了。而再看看向文波的博客，数据、表格，写得颇为认真细致，而他本人也坦言，本来发言的渠道就少，博客自然更应该珍惜。
不论向文波所言所语的对错，他跳出来挑战国企和外资的行为本身就非常具有时代的特征。除去那些国家利益的大帽子之外，民营企业敢于公开争取自己的利益，表达对政策的不满，这本身也未尝不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
11月5日，向文波应邀到北京在一个研讨会上做演讲，演讲前1个小时，他将记者约到会场的等待间，采访一直持续到他起身上场的那一刻。几乎看不到他有任何调整，面对台下上百人的记者、官员、企业家，他即刻侃侃而谈，毕竟，人们关心的那些东西，他都太熟悉了。
“我不是民族主义者”
《凤凰周刊》：你选择通过博客这个平台谈徐工问题，是为了引起舆论关注还是想上书？
向文波：谈徐工问题不是因为大家关心三一和徐工之争，它的本质意义不在这个地方，而在于这是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之路的选择和思考。因为在我的概念中，徐工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有方向性、代表性、示范性。如果说这个问题成为一种标杆、示范的话，我觉得它会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因为我和徐工同属一个行业，了解徐工的产业性质，了解它的价值。我认为不论是在个案层面，还是我国战略利益的层面，徐工这种改制方式都是不合适的，所以我就通过博客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用博客呢？因为我发现可供表达的方式和通道不是很多，而博客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它能够把自己的观点非常本性地表达出来，另外，它有通道可与大家共享。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可供选择的方式之一。
《凤凰周刊》：您也是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您以这种身份就某一个问题在博客上这么讲合适吗？
向文波：上市公司老总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是有标准的，就是所谓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原则。但是，这并不是说上市公司的老总不能讲话，不能写博客。信息披露的原则确定了哪些能讲、哪些不能讲，但是没说哪种方式能用、哪种方式不能用，这是两码事。如果说违反了信息披露原则，不管是写博客也好，还是今天和你谈话也好，还是将来演讲也好，都是不行的。所以说，和方式没有关系，和说什么有关系。
《凤凰周刊》：三一在2003年就做出了参与徐工改制的动作，既然你参与这个事情，又公开表示很多不满，当时有没有避嫌的考虑？
向文波：这是小节与大义的关系，也许我这种说法可能会有一些不妥当。我讲的不是个案，而是方向性、导向性的问题。这种收购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先例，这个先例如果被接受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可能被卖掉，交易价格也不可思议，比卖破烂还便宜，并且徐工还被媒体标榜为国有资产交易的标杆。徐工是中国机械行业的龙头，20亿人民币就被卖掉了，我们中国的工业值多少钱、产业值多少钱？假如把自己的产业都这样卖掉了，我们自己的民族工业又从何起步？中国未来的强国梦靠什么实现？这就是国家为什么提出自主创新战略、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道理。我们过去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徐工的案件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大家为什么会关注这件事情，不是说关注徐工、三一利益之争，而是关注它的示范效应。徐工的案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所有关心这个问题的人都能以评论者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就是徐工这个案子的意义。
《凤凰周刊》：您自己有没有注意到《华尔街日报》等海外报章把你称作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者，这好像不是一个好听的定性。
向文波：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因为今天我所谈的问题都可以在世界贸易的原则下、WTO的框架下来谈论。比如说产业安全的问题，美国有，日本、加拿大乃至欧洲各国都有。并购审查是一种国际通用的规则，不是中国人的发明，反倒是中国现在没有。比如说交易价格，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交易价格涉及公众利益，我们都可以进行听证、审查，而现在中国没有这种听证机制。我们完全可以在WTO的框架下来讨论徐工这个事情，它应不应该交易，它的价格是不是合适，它跟民族主义没有什么关联性，所以我不接受民族主义这么一个概念，如果说我是一个国家利益主义者我认为还是可以的。但是美国人做事不也是一开口就是美国利益吗？国家利益没错，全世界哪个不讲国家利益？
《凤凰周刊》：也有人把你看成是一个“左派”。
向文波：第一，我不是“左派”，我不反对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国企改制，相反，我认为国有企业必须改制，中国必须开放，中国必须跟世界有交往，三一也要走出去。但是并不是说开放没有管制，没有边界，没有自己的利益，并不是说招商引资没有选择，并不是说国有企业改制就是要慢，并且卖给外资。
我总结了两个名词，一个是“土禁锢”，就是计划经济下长期形成的闭关锁国、反市场化这些观点。现在，另外又进来“洋垃圾”，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开口闭口就是市场。其实我们已经吃尽了苦头，医疗市场化我们已经吃尽了苦头吧？还有房地产、教育等很多问题也是市场不能完全解决的。实际上完全市场经济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中国必须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完全盲目崇拜市场化、国际化、全球化，甚至没有边界的全球化，没有管理的全球化，没有选择的全球化，我认为同样是错误的，并且会让中国经济误入歧途。“土禁锢”也不对，不改革开放行吗？不行！所以这两者我个人都不赞成。
“徐工还是被贱卖了”
《凤凰周刊》：徐工的收购案您现在怎么看，还是贱卖吗？
向文波：贱卖。
《凤凰周刊》：那你接下来还会做什么呢？
向文波：我不会做什么了，因为我该说的都说了。你把徐工交易和卖锅的苏泊尔比较一下，现在徐工的交易价格比那个锅便宜，徐工的盈利能力是苏泊尔的3倍，销售额是它5到6倍，苏泊尔的产业性质是日用品制造业，而徐工是战略产业。品牌价值徐工80亿，苏泊尔15亿，核心技术就更不好说了。找一个理由告诉我，徐工凭什么比苏泊尔便宜，只要找到一个理由说徐工为什么比苏泊尔便宜，我就说这个不叫贱卖。
徐工这个事情最后怎么决策始终不关我的事情，也许政府考虑问题比我更全面，更复杂，并且徐工已经作了方案的修改和调整，那么我相信政府会做出正确的决策，我没有必要在这个上面再说。
《凤凰周刊》：您对徐工这件事情失望了吗？
向文波：不，我非常满意。
《凤凰周刊》：但它还是贱卖了啊！
向文波：你要这么看这个问题，第一，徐工这件事情引起了社会这么大的关注，引起了这么多政策法规的出台，这是少有的，假如说我们换个角度，你会感到不满意吗？因为徐工充其量只是一个个案，最有价值的是我们因此能够完善政策和法规，而不在交易本身。就交易本身来讲，尽管我不是很满意，但是凯雷最后放弃了控股，提高了价格。徐工的事情可能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不是我们所能考虑到的，这可能是一种平衡的结果。你要追求完美，现实中完美是不存在的。
《凤凰周刊》：没有吃掉徐工，未来必然在你面前会崛起一个更大的对手。
向文波：这你其实是错误的，第一，三一和徐工没有直接竞争关系。中国这块市场已经绝对市场化了，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对手不止国内企业，还有国际企业。假如讲竞争的话，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徐工都不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所以这是一种曲解。三一的发展不是说我不买下徐工就完蛋了，那这个企业还有什么竞争力啊。而且徐工在国内来讲，竞争力也不是最强的，它是经营效果最差的一个企业，如果要担心的话我首先应该担心比它强的企业。外界认为三一收购徐工是为了消除一个竞争对手纯属误解，竞争对手能这样消除吗？我消灭一个徐工，明天又出来一个什么其它工，因为市场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竞争，没有人能有哪种实力通过收购就能消除竞争。
民营企业的空间在哪里？
《凤凰周刊》：如果分性质来看，在这个事件里面，您是代表民企了……
向文波：不，我不是代表民企，我是代表一个公民、一个企业经营者的思考，是一种立场，并不是说我代表民营企业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徐工也不代表国有企业，徐工的改制道路不是国有企业改制式的，我也不代表民营企业，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凤凰周刊》：我的问题是，通过这个事情，你觉得民营企业在中国有一个比较友善的发展空间吗？
向文波：我在文章里写了，民营企业代表中国未来的希望，大家要从战略的高度去看待民营企业的发展，因为我们已经选择了市场化改革，选择了市场经济这么一个方向，作为民营企业，必然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现在国有企业不也改制吗，所以大家应该正确看待民营企业的发展。另外，要大力扶植民营企业的发展。从国内来讲，它在很多方面还是不如国有企业；把中国放在全球的角度来讲，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又不如外资企业，因为外资企业在中国享受超国民的待遇，加之外面对中国进行种种的封锁，反倾销、人民币升值等等。
我们需要思考，我们民族工业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空间在哪里？这也是我讨论徐工这个案子的意义。外企的超国民待遇应该取消，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长达几十年给予外资这样的超国民待遇，这应该是一个临时性措施，但变成了长期政策，是不应该的。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请外资走下神坛》，外资就是外资，它是趋利的，它不可能帮中国实现强大。
《凤凰周刊》：你所在的行业是战略性行业，放给外资不放心，放给民企就放心了吗？
向文波：民企首先是中国公民，是必须尽公民责任的，不是说您的觉悟多高，而是说这是法定的。现在美国那么多民营企业，比如，波音公司的战斗机为什么不卖给中国人，因为首先你是美国公民，你必须服从美国国家利益。爱国主义并不是有了国有和资本之后才有这个概念的，几千年来中国的爱国主义就存在，屈原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有企业老板？爱国是一种公民的情结，是公民的责任，是应尽的义务，跟是不是国有没有关系的。
《凤凰周刊》：所以民企比外企靠得住？
向文波：那当然了，外企怎么会靠得住呢？它在这里搞工厂，利润可以转移到外国去；在政治上，它不是中国公民，对这个国家没有义务，他首先服从大国利益而非中国利益。
《凤凰周刊》：政府对你们放心吗？
向文波：我相信政府应该放心吧。
《凤凰周刊》：比如徐州市政府。
向文波：有些时候，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不一定完全一致。也许从地方利益角度来讲，徐工这个方式是有好处的，但是国家利益呢，又是另外一回事。
《凤凰周刊》：这是不是也是这个案子的核心所在，关键所在？
向文波：这是大家可以思考的问题。
《凤凰周刊》：是不是不从这个角度出发，很多问题就都没有触及到根本？
向文波：对。
《凤凰周刊》：站在政府的角度来说，它大力扶植国有企业，又给予外资极大优惠，为什么对民营企业没有大力的措施？
向文波：这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中国人有这样一种思想、立场，首先我们非常仇视资本，视资本为恶魔，在中国，地主、资本家是十恶不赦的东西，是带血的东西，这是我们有过的经历。也许中国的土地主、土资本家带给我们的记忆太血腥、太深刻，洋资本离我们远，再加上后来的一系列的宣传，洋资本反而从过去马克思描写的恶魔变成了一切美好的化身，所以我们现在把很多的希望都寄托在引进外资方面，引进外资意味着先进的技术、管理，意味着经济发展，还意味着政绩，等等。
《凤凰周刊》：除了观念以外还有别的原因吗？民企也能带来税收，也能带来经济发展啊。
向文波：这个搞不清。不好说，也说不清，我也感到很纳闷为什么这样。
《凤凰周刊》：为什么现在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犯错误的几率这么高呢？感觉这好像是一个高风险行业。
向文波：中国现在还在提法治建设，就说明我们法制还是不健全的。在法制不健全的国家，每个人都存在法律风险，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三一没有搞兼并收购，而始终依靠自主发展，我们就是不想去碰它，因为它本身制度就不完善。
《凤凰周刊》：频繁地面对媒体，你不疲倦吗？
向文波：你对我进行采访，是对我的支持。
《凤凰周刊》：你怎么知道我写出来的文章一定对你有利？
向文波：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很多人至少还是会尊重我的原话，当然这个问题你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你总不会曲解我的讲话，这个就足够了。来源：《凤凰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