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后代在城市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必须针对他们的特点，很好汲取法国骚乱事件的教训，改进我们的政策，防止类似事件在中国上演。

近来，法国巴黎再起骚乱，并蔓延至南部港口马赛，引发人们对一年前席卷法国全国的骚乱是否会重演的担忧。 2005年的法国移民后代骚乱事件，对中国的农民工政策有一种警示作用。有两条经验值得吸取：一是解决好在城市长大的农民工后代问题，二是解决好农民工聚居区问题。

中国新生代外来工的特点

新生代外来工包括两种人：一种是那些初中或高中毕业后直接到城市就业者；另一种是在城市长大的农民工子女。这些新生代外来工，有着与老一代农民工重大的区别以及非常突出的特点：

第一，他们没有务农的经历。之所以称他们是外来工，而不称其为农民工，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农民，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历。他们只是户籍是农村人口，但不能称他们为农民。那些在农村上学，毕业后来城市工作的外来工，对农村还有一些了解；而那些在城市中长大的外来工，根本就不了解农业和农村。

第二，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外来工文化水平更高。在25岁以下的农民工中，基本上都是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者比重也在逐步增加。

第三，文化水平高和没有务农的经历，使这个群体有一些行为特点：与父辈相比，他们的吃苦和节俭精神较差，给家里寄钱已经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他们的消费观念较为现代，他们穿着较为时尚，拥有手机，经常上网，休闲时逛街者的比重较高，不少新生代都是“月光族”。他们的民主和平等意识更加强烈，不少新生代外来工已经意识到，城乡分割制度对自己是不公平的。

第四，新生代外来工更加不愿意回到农村。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市遇到困难时，回农村的可能性较大，因为他们有务农经历，有承包地，他们的“根”在农村。新一代中，那些来自农村者，对农村有了解，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也可能回到农村。但那些在城市中长大的第二代外来工，既不了解农业，也不了解农村，他们的生活经验和习惯都是城市化的，回农村的可能性极小。

以上新生代外来工的特点说明，解决中国城乡分割的体制要求已经日益紧迫。

从法国骚乱事件吸取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引入了大量移民，并为他们建造了廉租房和廉价房。随着这些移民的进入，原有的居民也不断外迁，形成了规模很大的移民居住区。虽然法国提倡种族和宗教融和政策，但这种移民聚居区形成了一个个与主流社会隔离的小社会，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突出的是失业问题。法国全社会失业率为9％，但在这些移民区，失业率为25％，其中年轻人的失业率更达40％。2005年发生的骚乱，不过是这些社会问题和“问题青年”不满情绪的一次总爆发。

从法国的骚乱事件，中国有两个经验值得吸取：

其一，解决好在城市长大的农民工后代问题。法国的移民后代，即相当于中国的新生代外来工中那些在城市中长大的青年。这些儿童由于户籍和家庭收入较低等原因，相当一部分在非正规学校上学，甚至有一些人上学时间很短，较早流入社会，非常容易受一些不好人群的影响。在这些农民工子女中对社会的不满是很强烈的。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几位学者对北京415名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生和230名公立学校的本地初中生的心理健康进行了调研，发现两者存在显著差异。打工子弟心理健康问题较多，主要表现为适应不良和人际关系紧张敏感，最突出的表现为对外界严重敌对。数据显示，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生对社会、他人等外界因素抱有严重敌对态度的，所占比例是普通学校初中生的12倍！北京市优秀法官尚秀云说：在海淀区2004年判处的425个少年犯罪案件中，外来人口犯罪约占49％，其中农民工子女占相当大的部分。过早地离开学校进入下层社会，往往是导致犯罪行为的主要原因。

其二是解决好农民工聚居区问题。中国各大城市中都已经形成了一大批农民工聚集的“城中村”，这其中形成的社会问题有些比法国还严重，只是聚集规模没有法国那么大，时间也还较短。在中国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发生像法国式骚乱的可能性不大，但不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民工第二代”和“民工聚集区”给社会将带来的不安定因素，一点也不会比法国小。  

笔者调查的结果是：浦东新区的外来人口新出生儿童，据正式统计已经相当于户籍人口新生儿童的60％以上，加上在非正规医院出生的儿童，比重有可能达到或超过1：1。这些外地人口的子女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子女。这种情况是全国各大城市中的普遍现象。这些讲本地话的“外来人”基本上是会在城市中长大，无视他们，不承认他们的存在是不行的，歧视他们、压制他们的生长和发展空间更会引发深刻的社会问题。可以设想，再过10年，当中国大城市中的青少年中有一半以上是这些没有身份的“本地人”，其中又有一大批都是“问题青年”时，我们该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由于户籍制度形成的“二等市民”，比法国的移民后代的处境还要差。在法国只是一种集中居住造成的社会歧视，而在中国是不合理的制度形成的阶层差别。如果再过10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还不能打破，那时的社会矛盾是会非常尖锐的。为解决这个问题，企图再恢复收容制度或类似制度是没有可能的，社会的发展已经迫切要求彻底打破中国城乡分割的体制和制度，我们的政府已经不能无视这些外来人口，尤其是他们在城市中长大的后代。

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分割的体制已经在逐步打破。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实行分户经营制度，给了农民以走出农村务工经商的自由（在实行集体经营时，农民是没有支配自己劳动力的自由的，包括发展家庭副业和外出打工。因为有了支配自己劳动力的自由，集体统一劳动制度就无法维持），这是实行市场经济，打破城乡分割制度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取消粮油的票证制度，使得进城农民有了在城市生活的基础。第三步是多种所有制企业制度的实行，使得农民工有了进入各种类型企业工作及自己独立经营的机会。第四步是废除收容条例，使得农民工有了在城市中居住和流动的自由。废除收容条例对农民工人身自由的解放程度是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

回顾这个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到，20多年以来中国在打破城乡分割体制上已经取得的重大成绩，但也会更加感到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当历史已经发展到今天，对于已经享有相当大自由的农民工来讲，再恢复以前的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城乡分割体制还有两方面的制度障碍: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农民工就业、子女就学、基本社保（养老、医疗、失业）、居住等制度。后一类制度往往是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但实际上这两类问题是可以分开解决的。

现在，各大城市，尤其是东部的外来人口流入城市和地区，对改革户籍制度顾虑较多，可能目前户籍改革的时机还不成熟，但就发展趋势讲，户籍改革是必然的。而且户籍制度一改，农民工问题就会如釜底抽薪一样，产生极强的连锁反映，一系列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制度都会失效，就像废除《收容条例》和颁布《行政许可法》所产生的效果一样。各地政府在户籍制度没有改革之前，可以在居住、社保等方面，探索一些适应当地情况的改革办法。

中国农民工后代在城市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必须要针对他们的特点，很好研究法国骚乱事件的经验教训，改进我们的政策，防止类似事件在中国上演。
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