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东南亚多国陆续爆发“排华”风潮，大批华人华侨遭遇所在国政府的驱逐、迫害甚至屠杀。当时中国政府以第三世界团结大局为重，将海外华人华侨接返安置。当他们沿着祖先当年的离家路回到祖国后，全都被分配到地处偏远的农场，过起了截然不同于海外的农耕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多年来，许多偏远地区的农场侨民们仿佛一个被遗忘的群落，既没有享受华侨的特殊待遇，甚至也没有当地人的“国民待遇”，生活逐渐陷入困顿。不过种种迹象表明，归侨们的历史遭遇和他们与海外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没有被忘记，为“维护中国良好国际形象和增强民族凝聚力”，今年以来中共高层对华侨农场的关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1月20日，广东英华茶场。

“种茶没几个钱赚的！”曾礼萍今年39岁，头戴尖顶斗笠——这是1978年从越南北部带回来的，当时她只有11岁。不过，她现在是“英华茶场六区”的茶农，看上去和一名普通中国农民没有分别。

曾礼萍一边飞快地捻着茶叶，一边算着她承包的5亩多茶田的收入账：茶树树龄比她还大，每公斤生茶叶在收购站只能卖一元多，扣掉150元的承包费和其它投入，一年下来总收入不到2000元。她家里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初中。为了补贴家用，丈夫去深圳做了装修工。

“英华茶场”全称英德华侨茶场，居住着大约4500名来自26个国家的归国侨眷，号称小小“联合国”。这样的“联合国”，在大陆7个省总共有84个，集中安置归难侨约34万人。其中仅广东一地，就开办了23个华侨农场，安置侨民10余万。

这些华侨的祖辈早年飘洋过海，或经商或做实业，经过数代人的奋斗，基本上在侨居国站稳了脚跟。回国之前，大部分归侨的生活富足殷实。然而，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东南亚多国陆续爆发“排华”风潮，大批华人华侨遭遇所在国政府的驱逐、迫害甚至屠杀。当时中国政府以第三世界团结大局为重，在外交上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未能促成华族境遇根本改善，同时对当地华人采取了接返安置的援救措施，许多人遂返回祖国，投奔他们心中新的生活。

当他们沿着祖先当年的离家路回到祖国后，全都被分配到地处偏远的农场，过起了截然不同于海外的农耕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逝去的优越感

1965年印尼“9.30”政变之后，苏哈托上台，印尼右派军人开始大肆镇压印尼共产党、青年团、妇女团。陈贻任的一个堂兄便被当成青年团员捕杀了。两年后，30多岁的陈贻任带着一家人，从印尼的亚齐省美拉务县辗转回到大陆。

现已70多岁的陈贻任回忆当时的情形：“走之前，领事馆的人还跟我们说，国内现在很苦的，你们要考虑考虑。那时大家在印尼受到排挤，就觉得祖国是自己的靠山，都争着要回国。”

他们一行人到达广州后，先被安排在华侨大厦住。政府发了衣服、10元多钱，大家很开心。可是一上街，发现连摩托车都看不到一辆，归侨们明白了，领事馆的人说的“困难”并非夸张之辞。

一周后，上级部门发下通知，陈贻任等人分配到英德华侨茶场。一早出发，坐了一整天的卡车，到了农场，看到一片荒凉的景象，脆弱一点的人忍不住哭了起来。

农场给每家分配了一套住房，虽然狭窄，但生活用品全部配齐，失落的情绪很快又振作起来了，大家操持起没有碰过的农具，做起了农场的“垦荒牛”。

“那时苦到什么程度？我们买来两瓶酱油，都是老抽，很浓的那种，加上几斤盐和糖，再熬成十瓶八瓶酱油。”陈贻任回忆道，“虽然苦，但大家都没有什么怨言。我们是穷开心，照样唱歌跳舞。”

艰苦归艰苦，归侨们还是觉得，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周边农村，大家普遍有一种“优越感”。因为归侨作为国营农场职工，按钟点上班、领工资，住国家统一建的住房，生活要比周边的农民好得多。他们毕竟还是吃“国家粮”的人。

然而，80年代后，在大陆城市和农村的急剧变革中，华侨农场陷入了“两不靠岸”的边缘状态。侨民生活日益贫困化，境遇和周边农民“倒个个儿”了。

目前，即使在广东这样相对发达的省份，大部分农场的处境也很艰难，23个农场中大约有15个处于贫困状态，负债累累。那里的侨民，完全没有国人想象中华侨享受的“特殊待遇”，他们普遍面临住房难、看病难、出行难、读书难，以及养老保险不到位等问题。

广东省侨办主任吕伟雄坦言，目前大部分归侨的生活水平低于本地农民，受的教育比本地人少，而遭遇的苦难则比本地人多得多。

农场的贫困化

英华茶场六区的村口有一个大门，方方的门柱上有两个已褪去颜色的五角星，顶上的铁皮字七零八落，剩下“英×茶×六区”几个字依稀可辨。村子里房屋破旧，样式整齐划一。这些当年的“临时”建筑，已经经受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越南归侨老王一家也承包了场里的茶田。

“我们这些承包茶田的，真是难。”老王的儿媳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说，每两三个月发一次工钱，工钱拿到手还没捂热，“上面”就来收 “地租”（承包费）了，左扣右扣，剩不了多少。

老王不会说普通话，只是默默无语地领着记者“参观”自己的家。全家共11口人，住在上下两层、40平米不到的老房子里，进门一间狭窄的“客厅”，三间卧室里，一张床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剩下就是满屋子悬挂的衣服，转个身都困难。刚出生的孙子，只能和儿子儿媳睡在由厨房改建的一间小房子里。

1962年从柬埔寨归国的温国英，先是被分配到陆丰农场，1966年又调到惠州市潼湖来建设新农场，现在一家人还住在70年代末分配的土胚房里。

1997年他因农场精简人员下岗，只得四处打零工挣钱。如今，温国英的老伴每个月领400多元的退休金，而他本人因退休手续还没有办下来，每月只有70多元的低保。老伴的双腿患有风湿病，但平时也不敢去医院看病，痛得厉害了就吃点药。

老温说，原来小孩读书的钱，都是海外的岳母给的。但现在老太太已经80多岁了，不可能再给钱了。“人人都是老人啦，谁还能来救你啊！”

不少归侨选择了再次离开，就像当年的祖辈一样。有的以“继承海外亲属财产”的名义申请出国，有的只有偷渡一条路。上世纪80年代初和1986－1987年，广东沿海曾发生了两次偷渡潮。

身份之惑

潼湖农场的越南归侨周璧岗开了一家越南小食店，有时顾客会问他：“你是越南人吗？”他的回答一般是：“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中央，中央可能了解，我们不了解。”

陈贻任和他的乡亲们也都“想不通”，自己到底算是哪里人，又算什么身份呢？

2003年，根据广东省政府2002年第365号文件，全省17个困难华侨农场开始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同时根据职工工龄，做出适当的经济补偿。这种做法，被称为“置换身份”。

劳动关系一解除，归侨们到底算什么人？他们称自己“三不像”：不像农民，因为没有土地；不像下岗工人，因为没有退休金、救济金；也不像归难侨，因为不再享受特殊照顾。

这一举措在归侨中引起了巨大反响。据一位知情人士介绍，当时在英红茶场，归侨因为解除劳动关系而闹事，烧掉了上面派来的汽车，局势一度非常紧张。归侨害怕的是被政府抛弃，死活无人过问。

其中那些现年四五十岁的归侨们最为恐慌。他们年龄偏大，下岗之后很难再就业，又没有到退休年龄，领不到退休金，有的人还要继续缴纳社保。加上上有老、下有小，处境艰难。

广东省侨办巡视员符圣荣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解释称，当时所有国有农业企业的用工制度在1986年前后已经进行改革了，除了行政干部之外，从事农业生产的职工已经不领工资了。“解除劳动关系对职工没有影响，只是国家职工同普通群众这样一个身份的区别。发放的补偿金还可用于补缴社会保险，或者用于其他方面的发展。一些归侨可能会有一种失落感，但这个观念要扭转。”

符圣荣表示：“17个困难农场作为国有农场来经营，已经难以为继了。省里的想法是，通过解除劳动关系，使农场逐步退出国有，融入地方。”

不过，“融入地方”对华侨农场这样的特殊群落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连领养的儿子都不如”

各地的华侨农场原本都由中央和省级侨务部门主管，属于县处级单位。1985年12月，国务院要求华侨农场改为由地方政府领导。从此以后，20多年来，农场的权限一级级下放，从省到市、县，甚至乡镇。

“华侨农场下到地方后，地方政府没有把华侨农场当成亲儿子，甚至连领养的都不如，认为是你硬塞给他的。”广东省侨办主任吕伟雄说。

吕伟雄认为，在广东省华侨农场现有的管理体制中，将农场与地方其他镇合并在一起的体制最不成功。而清远市的4家华侨农场，恰恰全都采用了并镇的方法，英华茶场就是其中之一。2000年，英华茶场曾经整体改制成立英华镇。但到了2003年，在行政区域调整中，清远市将户籍人口不足一万的英华镇与周边的三个镇合起来，成立了东华镇。

东华镇党委副书记兼英华茶场场长夏文波认为并镇的改革太快了一些。“华侨农场有自己的特色，观念也与周边农村不同。我们也曾经建议不要撤消英华镇，保留它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镇。这样，财税返还才能到农场手里。”

根据广东省侨办人员梁辉荣的一份调研报告，清远市的几个华侨农场下放地方管理后，地方非但没有安排资金给予扶持，还出现过克扣华侨农场专项资金的现象。夏文波也向《凤凰周刊》提到，自2001年建立英华镇以来，农场已经连续几年没有收到每年40万元的亏损补贴专项资金。

一些华侨农场下放到地方，与周边村镇合并之后，出现了“一场两制”的现象，即由于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两种所有制并存，导致农场的国有土地一点点被周边农村蚕食。尤其当华侨农场的权限被一放再放的时候，农民侵占农场土地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梁辉荣的调研报告显示，2003年，英华茶场有数百亩茶园在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一夜之间被周边镇的一个开发公司以招商引资为由推为平地，英华农场几十名归难侨在没有任何经济补偿的情况下，成了无业游民。

英华茶场老一辈的归侨说，建场的时候，共有10万亩土地，而现在的资料记载只有3万亩。

在夏文波的记忆里，他小时候周边有大片土地都是茶场的，但现在“都被侵占了”。

在土地争议中，农场的归侨是百家姓，心不齐力不合，处于弱势地位，而自然村一敲锣，村民就会全体出动。所以，对于农场来说，解决纠纷的惟一途径是诉诸法律。然而，英华茶场先后打过的几个官司都输了。

与英华农场的并镇不同，2004年初，惠州市潼湖农场实行整体转制，设立了独立的潼侨镇。两年来，在相对独立的发展中，农场有了很大变化：摇摇欲坠的中学校舍被拆除，农场筹资数百万元建造了全新的教学楼；停工多年的安居房重新开工，目前已基本完工720户……

政策力度最大的一年

对于多数仍在困境中的农场来说，更多的希望仍看“上面”。种种迹象表明，2006年成为一个重要转机，大陆高层对华侨农场问题的关注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06年4月9日到5月22日，全国人大组织了《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颁布16年来的首次执法大检查。执法检查结束后，人大副委员长盛华仁在向中央汇报时说，华侨农场还是有很大的困难，有的地方甚至“目不忍睹”。

分管侨务工作的国务委员唐家璇了解情况后，立即决定放弃休假，赴条件最艰苦的华侨农场考察。

2006年8月初，在广西调研的唐家璇称，解决华侨农场的问题，“是维护中国良好国际形象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需要”。他强调，一方面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要理顺体制，让华侨农场“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

随后，国家发改委、国务院侨办等18个部门迅速组成了“华侨农场发展改革工作小组”，并在8月11日举行了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8月中旬到9月中旬，工作小组先后派出6个专题调研组，赴华侨农场开展调研。

据符圣荣介绍，2005年，广东省为了解决归难侨的社会保险问题，共筹集5亿资金，为归难侨补缴了1992年到2002年共10年的社保，并从2006年起正式启动华侨农场的危房改造，17个贫困华侨农场的1.2万危房户住房可望得到改善。为此，省财政将从今年起至2009年，安排9900万元专项资金。

广东省侨办主任吕伟雄认为，在历次政策中，这次是力度最大的一次，也是调研最认真的一次。“中央来解决华侨农场的深层次问题，应该说是时候了。”
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