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等日本企业若能积极清理历史问题，在庭外主动赔付中国奴隶劳工，既可为日本企业创造一个在中国市场繁荣发展的机会，又可为中国在以后的建设过程中，不受干预地引进利用日本企业技术扫清道路。

日资企业必须正视历史问题。

11月，日本三菱公司，有望成为第一家因为曾奴役中国劳工而被诉上中国本土法庭的日本在华企业。

据悉，在今年上半年日本Fukuoka 地区法庭开审的一场二战华工奴隶索赔案中，被告之一的日本三菱公司，对其强制奴役华工的历史，作出了骇人听闻的辩词。它公然在法庭质疑日本是否曾经侵略过中国，抨击美国主导的东京审判，并且诬蔑华工索赔的阴险目的是为了让今后的日本人背负上本不应有的精神负担。

中国奴隶劳工败诉后，举世哗然，国际顶级传媒甚至使用了厚颜无耻来评价三菱。在该场审判中，同时被中国劳工起诉的还有日本的Mitsui公司。震惊过后，痛定思痛，中国45名被强制奴役劳工及家属的代理律师表示，他们将在中国本土起诉三菱公司。据有关分析，作为法人的三菱公司中国分公司，其在华的诸多经济利益都是日本三菱公司的心头肉。仅在中国2008年奥运会的建设工程里，三菱公司就有上千万的合同利益在手。

据未经三菱公司正面核实的消息，目前位于上海的三菱中国公司已经接待了索赔华工的代理律师。而在今年9月，中国本土法庭也开审了第一例针对日本二战对华罪行的索赔案件，中国受害者胜诉。日本Fukuoka Jo Gakuin大学的William Underwood先生预计，被奴役华工案件在日本被怎样残酷地无视，在中国就会被怎样热烈地追逐。

三菱，以及其他相关日本企业的在华生存之道，将面临十字路口的考验。

民事法庭内外

虽然三菱公司在二战时铸造的、用来运送奴隶华工的“地狱之船”在国际社会上臭名昭著，但这样的具体情节仍然不能改变日本Fukuoka法庭的审判。 该法庭以事件过去太久、上诉时限已过的理由，生硬地驳回了华工奴隶的索赔要求。但是国际舆论认为，日本法庭的这一托词，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与日本1972年才恢复建交，而日本外务省关于二战时期日本企业奴役他国劳工的报告一直被压制到1990年代中期才得见天日，大白于天下。这一切，都让类似的奴隶劳工索赔案件适用普通民法意义上的诉讼时效不具可能。

正是由于这种由特殊历史造成的普通民法诉讼时效的不适用性，美国加州在1999年才修正了民事诉讼法，规定有关二战奴隶劳工的索赔案件可以一直受理到2010年。随后，德国公司给予美国奴隶战俘足够的补偿。而对于日本企业的索赔，则在美国州法院、联邦法院、司法部和国会挑起了激烈的斗争。美国司法部和国务卿向法庭出具证明要求法庭驳回战俘老兵的上诉，称San Francisco 和平协议免除了美国的私人对与战争相关的侵害进行索赔的权利。

但是美国国会议员们称，美国的外交协议仅仅免除了美国公民个人向日本政府和政府机构、雇员索赔的权利，对于私人向一个私人——日本企业的索赔，是外交协议这种公法没有权力介入的。而且，关于免除美国个体公民对日本政府索赔的条款，也是有违美国第四宪法修正案中规定的公民个体程序权益的。当时荷兰在协议上签名后，在本国同样遇到类似的违宪问题，后来在美国国务卿John Foster Dulles的协助下，与日本互换了额外的书信协议，申明荷兰公民作为私人的索赔权利并不包括在免除范围内。而根据San Francisco 和平协议，日本与任何协约签署国单独协定的扩大权利的协议条款，都将同条件顺延到所有和平协议签署国家。只是，美国国务卿将这些补充协议加密，掩藏了50年，直到2000年，这些文件才得以解密。

事实上，美国法庭仍然按照美国司法部所提交的公开声明的逻辑，驳回了老兵奴隶的申诉。国际分析人士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当时的和平条约免去战败国的赔偿责任，是吸取一战后，由于巨大的战争赔付，让德国不堪重负，最终走上军事极权道路的教训。而对日本，则由于冷战的开始，美国增加了要在亚太地区扶植对抗共产主义、对抗反对美国势力的盟友。 对日本战略盟友的考量，则更直接地在驳回美国奴隶老兵索赔案件中被公开陈述。

那么，反观中国奴隶劳工在中国本土诉三菱公司案，在诉讼时效上，有美国2010年的先例， 而且今年不久前中国本土法庭已经受理审判了另一单对日侵华索赔案，所以日本Fukuoka 法庭驳斥华工奴隶的时效理由，在中国法庭没有市场。而美国驳回本国老兵奴隶索赔的San Fransisco 和平协议，中国并没有参加签署，所以也不会成为保护三菱的法律根据。中国与日本恢复建交的外交声明，同样是干涉不到私法管辖下的民事索赔。而三菱公司的辩词，在中国的法庭，再不可能出现日本是否真的侵略过中国此类狂语。

所以，如果三菱不寻求庭外和解，让这场官司走向庭审阶段，三菱公司，还有其他可能相关的日本在华企业，都要面临考验。

日本企业的危险与机遇

日本学者称，一个被龌龊的人看成危险的东西，也会被一个伟大的日本人看成机会。美国学者研究过90年代末期的多个日本民调，发现日本民意认为日本企业应该对其在二战期间对奴役劳工造成的伤害承担赔付责任，只是操作细节上并没有统一看法。

针对日本企业奴役中国劳工的历史问题，某些少数日本企业也曾通过委托红十字会捐赠的方式，向中国受害者作出赔偿。根据美国议员的说法，目前的涉案日本企业均为占据国际市场的巨富大贾，并非赔不起或者一赔就要破产。像三菱，仅一个北京奥运会，就拿着上千万的单子。而目前，中国存活下来的奴隶劳工或者直接法律继承亲属总共也不过几千人。

随着中日经济合作日趋加速，日本企业在中国若有长远发展的考虑，二战的遗留问题必须解决。实际上这也是德国公司决定如数赔付的初衷。赔付之后，德国公司的声誉不但不减，其在美国和欧洲市场的份额继续增加。随着中国相关信息的进一步披露和传播，历史问题越不清理，其对三菱这类日本企业的危害，就会越大，尤其是目前这些在中国公共投资市场部分所带来的巨大利润的项目上，未来将会受到威胁。

目前中国的国家级政务公开法正在草拟中，今后公共投资的公开透明化，将走向与很多国家一样的道路，所有的公共记录将有案可查，据实公开向社会陈报。就像美国，白宫的电脑是向联想公司购买的，还是别的企业购买的，会一清二楚。那么公共开支、公共建设的承建者身份与合同额，都将不再是秘密。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如果三菱技术更好，那么由三菱得到市场、向中国提供服务，是对中国有好处的。但是，当历史积怨得不到解决、民族主义心理影响施压公共购买决策时，那么三菱这样的日本企业会损失中国市场。

在这种发展环境下，以三菱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生存之道，需要重新考量。若是三菱等能在庭外主动赔付，不等到中国奴隶劳工索赔案在走上中国本土庭审阶段，积极清理历史问题，既可为日本企业创造一个在中国市场繁荣发展的机会，又可为中国在以后的建设过程中，不受干预地引进、利用日本企业技术扫清道路。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