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特约撰稿员 欧强

拓印长城，6米多高墨迹斑斓的条幅充满了整个美术馆；复制飞机，等大的机翼放置一片空地上；头发砌墙，近100万人的头发粘在一起砌成头发的长城；倒吊活人，二三十个人体雕塑被倒吊起来……这是正在北京展出的《墙：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的历史重构》展览中的作品，诡异度不下于社会新闻。

视觉冲击取胜

墙外开花墙内香，这是一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境况。近期一连串的事让人感觉中国当代艺术的人气激升：2005年第一次以国家馆的名义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全球最顶级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作品热卖，价格高企；北京大山子艺术区被类比为纽约的苏豪区，已然成为旅游热点；双年展、三年展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此起彼伏……热闹之余，也有人在努力探讨从“八五美术运动”到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到底发生了些什么？高名潞策划《墙：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的历史重构》，目的也正在此。

《墙》展览中，共邀请46位海内外中国艺术家参加，展出作品100多件，囊括绘画、装置、摄影、影像和电影等。策展人高名潞说“不管什么艺术展，都需要从视觉上抓住观众。比如展览中谷文达所做的这堵墙，由一百万人的头发组成，艺术家所想表达的如众志成城、文化的大融合等理念，对观众构成视觉冲击力，才能引发他们的思考。”

谷文达的作品《十万里—中国人的长城》是近100万人的头发粘在一起形成的“发砖”砌成的“长城”，之后也是头发做成的屏风，如此数量庞大的头发很吸引人但又让人感觉阴森可怕。尹秀珍的大型装置“超市”几乎占了一个厅，巨大的超市手推车一直顶到天顶，邀请过来的大妈大婶在现场缝纫，地上铺开了制作好的布制小玩具等。宋东的“民工”陈列颇为立体，有喷绘出来的巨幅网络搜索结果“宋东·民工”，有他利用民工做行为艺术时的录像等。

英雄主义、悲剧感下跌到生命状态

《墙》展览有两个场地， 一个在今日美术馆。另一个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利用旧厂房设计成的售楼处与美术馆共存的场所，一边是售楼小姐对着楼盘模型跟客户推销讲解，一边是看展的观众对着艺术品评头品足，而看展之人也很容易便可转化为看房之人。在售楼处看艺术，看艺术时问楼，这就像一个活生生的中国当代艺术与时俱进，商业力量无处不在的切片标本。

今日美术馆展出的只有两件作品，徐冰的“鬼打墙”和黄永  的“右翼”。这两件作品都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恢弘巨作，作品背后的故事与作品的经历也是十分典型。“鬼打墙”为徐冰在1990年和他的工作队花了24天时间，在北京郊区用墨拓印的长城墙面。这一作品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当年徐冰在接受采访时说“把长城这样巨大的室外的东西挪到室内，在视觉上、心理上都给予人强迫感，令人震撼，这就是艺术的力量所在”。15年过后，徐冰为此次展览而作的前言中写到“这件作品包括‘鬼打墙’这个题目现在看来好沉重又悲哀，……那时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心情导致了这件作品的某些效果。它与今天的气氛，周围的环境以及人们的兴奋点都不吻合。”

徐冰的“鬼打墙”、沈远的“水床”皆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热切探讨意义，追求精神层面的反映；曾经将《中国绘画史》和《现代艺术简史》在洗衣机洗两分钟的黄永  ，因应“撞机事件”而创作寓意政治关系的《蝙蝠计划》，这是艺术家将关注层面扩展至社会、政治的反映，在这之后，也有徐冰因应“911”事件而创作了用“911”现场的灰尘写就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作品。艺术家关注的范围从精神、美学扩大到社会当下的种种问题或者个人的些微感受，这也是20年来，中国当代艺术从英雄主义下跌到生命状态的反映。

艺术只能部分地反映生活，高名潞如是说，“对当代艺术家而言，艺术不是一个直接的宣传工具，是一种隐喻的、象征的反映，它不可能直接指向生活，而是找到一个切入点，像一个监察员，去审视、批判社会中他们认为是不正常的、负面的东西。” 艺术家审视社会，反映在展览之中，便是在九十年代以后，产生了大量反映当下社会生活之作品。比如刘小东在油画中所描绘的那种无所事事的生存状态，张大力反映民工不能逆转自身命运之“倒吊活人”，李占洋的“候车站”泥塑；以及电影部分，章明导演的《巫山云雨》和曹斐、欧宁拍摄的《三元里》等。

“从来不是艺术影响政治”，栗宪庭早已一语道出艺术的地位；而一位从事艺术品投资的人士更是一语中的，“从来就是经济基础影响上层建筑，人们对艺术的关注从来就受着艺术品价位的影响。”中国是全球化链条上的一环，在都市化的进程中，中国当代艺术从英雄主义下跌到生命状态是艺术的自然回归，也是与时俱进。这一点，10年前的1995年，高名潞在研究20年前的“八五美术运动”就已经探讨过，“八五美术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进步同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