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记者 欧阳斌

1905年，张謇筹建“南通博物苑”，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共性质的综合性博物馆。2005年，作为章典制度方面的“舶来品”之一的博物馆，在中国生长恰好历经百年历史。

不过，作为最能凝聚一个国家文化艺术精华的文化产业，中国大陆的博物馆无论从运作还是从市场来看，还相当缺乏活力，而原因是多方面的。

缺乏人文底色的展览文化

对于中外博物馆的不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宋向光印象非常深刻。

“我在美国参观过南北战争的展览，按照当时的情景，一个车站有两扇门，一扇给白人出入，一扇给有色人种出入，参观者自己决定从哪个门出入，当你进行这个判断的时候，就能深刻体会到当时的那种种族主义的压力。”宋向光认为国外的博物馆不仅突出人性化的特点，而且非常重视参观者的参与。

他曾经参观过一个国外的家具展，展览并没有将家具直接摆在展台上，而是依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圣诞节的居室布置风格，将家具摆在一个一个场景之中。“有的桌子上还放着打开的书，好像主人刚刚出去一样。”

相对而言，中国的博物馆更像庄严肃穆的课堂。中国博物馆学会名誉理事苏东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905年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建立之时正值清朝为了实行新政派遣五大臣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参与社会改革，这使得中国的博物馆从一开初就带有很强的使命感。所以中国的博物馆更侧重思想教育，而比较忽视知识文化的普及以及美育功能。

宋向光还发现中国的博物馆里很少能看见国外的文物，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能力的问题，也在于是否具备世界各处文化“皆备于我”的心态。

民营博物馆的尴尬

1992年，马未都向北京市文物局递交申请，要求成立私人博物馆。这份申请遭到漠视。马未都对记者说：“当时大家的心态就是，博物馆是公家的事，与私人无关。”

4年之后，马未都再次递交申请，终于获得批准，成立了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民营博物馆之一。

一开始，马未都的博物馆与公家的博物馆一样，都由国家编制办管理，属于事业单位，结果4年之后，被划归民政部管理，被称作“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简称“民非”。

马未都说，他曾经很愤怒地找民政部领导讨说法：“我要你告诉我我到底是什么，而不是要你告诉我我不是什么。”他认为“民非”的叫法就好比“非典”一样，不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界定。

除了名称的不同之外，这一身份的转变还直接断了民营博物馆的财路。

马未都说，民营博物馆很少能依靠门票收入维持生计，有时候也要进行一些服务性活动，“比如我帮一个外国企业搞了一个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酒会，以前别人支付给我报酬的时候我还可以开给他‘银钱收据’，但是现在成为‘民非’之后，不仅没有开具‘银钱收据’的资格，也没有开发票的资格，总不能给别人一大把门票吧。”

马未都说，1996年一起被批准的民营博物馆一共有4家，现在还坚持办下去的只有两家了。

苏东海认为，以前国内奉行计划经济的观点，民营的博物馆不可能出现，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了，国家也意识到博物馆是无法由政府包办的。

不过马未都也对记者坦言，自己算是既得利益者。“我开始对文物感兴趣的时候中国的民间文物市场才刚刚萌芽，那时候文物非常便宜。如果中国的民间文物市场一直没有被打断，一直是开放的，等我出生之后，这些文物已经各就各位了，我也不可能有机会收藏这么多的东西。”

期待文化进步

2004年，据统计，中国博物馆数量已经达到2300座，绝对数量应该位居全世界前十名。对此，一度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博物馆建设出现了“大跃进”。

苏东海接受本刊采访时说，1984年至1986年是中国博物馆建设最为快速的时期，平均每三天半就有一所博物馆建成。“从世界范围来看，战后经济恢复，必然会带来博物馆建设的一个高峰，美国在博物馆建设高峰时期平均每6天建成一座新馆。”

但是，他并不认为这就意味着博物馆建设在“大跃进”，中国的博物馆从人均水平来看，还是非常低的。苏东海还说，中国在册登记的文物共有2000多万件，而美国一个博物馆就藏有文物1500多万件。

宋向光认为，中国文物之所以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文物的界定标准不同。他说：“比如我们很可能只把一个咖啡杯作为文物进行收藏，而国外很可能将整个咖啡馆完整地保存下来。”他认为人们还是过分强调文物的“物”的一面，而不是看重其背后蕴涵的历史文化意义。他说：“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强调要打破旧的文化，建立新的意识形态，这必然导致人们对传统的文化不重视。”

马未都的博物馆建在京郊偏远的地方，上下两层的馆内，藏有不同年代的明清家具，记者一下午几乎没有看见什么参观者。这位有名的京城玩家认为，参观博物馆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享受，所以博物馆出现车水马龙的情况并不正常。

苏东海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经济经过一个时段的恢复之后，将企盼社会文化精神的恢复，只有人们的精神消费诉求提高，博物馆才能迎来真正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