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记者 欧阳斌

2005年10月10日，是故宫博物院80周年生日。宫墙里，施工场面随处可见，古老的庭院里混杂着电钻声和油漆味。从未对外开放过的咸福宫，修葺一新，红墙黄瓦金边，这座一度被当作仓库的乾隆皇帝最喜爱的书房似乎已经恢复了当年的气派。

这项耗资巨大，据称将持续20年的“故宫大修”有望恢复故宫“康乾盛世”的面貌。工程最近期的目标就是要在今年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之时，完成对游览主干中轴线上古建筑的修复。

在故宫博物院80华诞之前，有媒体做了以“公民故宫”为题的报道，认为80年来，故宫“记载了从皇权当道到公权彰显”的过程，意义殊胜。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一再向记者表明：“人们会发现，变化的不仅仅是建筑。”

可以看到，在重修故宫的同时，大陆也开始重建对故宫博物院的价值认知。

至少，一直以来，世界对它的价值认同和它在国内的价值认同是有所不同的。郑欣淼的另一个职务是文化部副部长。他递来的名片，英文的一面与中文的一面不同，“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头衔印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之上。郑微笑着解释说：“对世界来说，故宫的知名度要在文化部之上。”
　　
从帝国权力中心到政治教科书

故宫的地位是特殊的，它在长达491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华帝国的政治中心。

1924年11月，冯玉祥在发动“北京政变”后随即逼迫逊帝溥仪离开故宫，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故宫进行典查。

故宫自此成为政治斗争的标靶。

段祺瑞、张作霖纷纷通电表示对驱逐溥仪出宫不满。原清廷势力也一再鼓动当局停止典查工作。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复辟，“清室善后委员会”决定立即成立“故宫博物院”，彻底改变其“皇宫”性质。建院日期被煞费苦心地选在1925年10月10日，用意是“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之。”

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几度遭遇院长因政治斗争被诬下台的困境，国府委员也提议“废除故宫博物院”，直到30年代才渐趋平静。据《故宫博物院简史》一文称，此时的陈列才“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转变为向观众宣扬和介绍祖国古代文化遗产”。

但事实并非如此。

1949年之后，对历史颇有造诣的毛泽东在1954年4月18日、20日、21日连续三天下午参观故宫。但是他只是在故宫的城墙上走了走，参观了午门的展览。并没有纪录显示他进入过故宫内部仔细参观。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宋向光认为，毛泽东的举动表明了一种姿态。“建国以后，故宫在一定的时间段内都是被当作封建落后的反面教材。”宋向光说。

据《北京博物院年鉴》记载，1949年故宫被接管几个月后的9月6日，即举行了一次展览，“展出帝后生活史料和农民用品、食品，两相对照，以揭示封建统治者荒淫腐化。”

文革期间，故宫博物院一度关闭。1970年筹划重新开放，故宫博物院为此编写了一份《故宫简介》，由郭沫若组织一些历史学家进行审定，由周恩来最后确定。《简介》的标题指出故宫是“劳动人民智能和血汗的结晶”、“明清封建统治的中心”、“最大的地主庄园”、“人民埋葬封建王朝的历史见证”。并引用毛泽东的语录：“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么？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

曾经参与这份《故宫简介》编写的当时的故宫博物院业务部工艺组组长高和对《凤凰周刊》说：“当时的时代背景就是反封建反落后，如果不加入这些内容，很难吃得开。”

《故宫简介》一出炉，迅速成为全中国博物馆效仿的样本。

据高和介绍，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当时的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指示下，故宫博物院开始编写一份英文版的《故宫简介》，但是这次高层指示说，“不要批判，客观介绍就可以。”

高和对记者说：“博物馆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要用文物来说话。以前故宫博物院总是要配合一些政治形势，大家感觉非常困难。”

是政治教育的工具，还是历史珍本的典藏？

今年即将在咸福宫举办的慈禧生平展已经准备就绪。展览的负责人、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副主任苑洪琪专门为展览绘制了一张图表，希望能简单明了地反映慈禧的“人际关系网”，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名字旁边还配上了头像。

1977年，故宫博物院同样举行过一次关于慈禧的展览，题为《祸国殃民的那拉氏（慈禧）罪行展览》。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展览的主题是借批判慈禧来批判江青。

从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档案照片看，当时展览的漫画试图将慈禧画成江青的模样，展览后记写道：“那拉氏已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她的幽灵还在游荡。今天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妄图建立‘四人帮’法西斯王朝，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要步那拉氏的后尘，重演那拉氏的故伎。”当时，苑洪琪以助手的身份参与了展览。

而这一次，苑洪琪表示，自己只想表现慈禧的生平，并不会带有什么政治批判色彩。这位对慈禧颇有研究的专家说：“慈禧作为女人，从27岁就开始守寡，她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做了很多努力。这些难处是可以理解的。应该恢复慈禧的本来面目，把她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来看待。”

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透露，上个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曾经提出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要对它进行改造—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

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专门组织召开了处级以上干部会议，研究这一问题。谢辰生说，从传达的文件中他得知，当时陆定一在会上表示：故宫就是故宫，就是地广人稀，就是封建落后，“这个地方不能搞现代化，我看一万年也不要在里面搞电灯。”陆定一还表示，“今天在座的处长以上的都是保皇党。故宫博物院要以宫廷陈列为主。”

曾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张忠培，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1949年之后一段时期内总的思想路线是阶级斗争的极左思想，对过去的政权态度是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张忠培认为：“政权可以更替，但是主权应该延续。这样一个新的政权才能获得合法性。故宫过去是皇宫，是过去政权的统治核心，但是它也代表了中国的过去，是我们的历史和传统，我们应该尊重自己的过去。”

“故宫博物院”除了是博物院，也是故宫

“我上任没多久就组织大家开会讨论故宫的定位，结果管宫廷的说宫廷重要，管文物的说文物重要。”张忠培对记者说。

由于历史原因，故宫博物院并非因其艺术价值而专门建立，所以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遇到价值定位的问题。

谢辰生认为，故宫博物院一度被定位为艺术性的博物馆，在这一定位的指导下，过于追求文物的艺术价值，而忽视了自身的历史。他认为这是一个失误，而且现在的故宫博物院仍在受这个失误的影响。

郑欣淼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表示，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文物的收藏。他举例说，故宫有两万多件清代帝后书画，其中有一些是代笔或者被认为艺术水准不高，而被全部列为“资料”，不被当作文物看待。有同样遭遇的还有清代官员觐见皇帝的近万件红绿头签和反映皇宫警卫制度的上千件腰牌。资料和文物不仅在收藏保存上有不同待遇，有些资料的账目也是不清楚的，许多宫廷遗物过去曾被批量处理过。

郑欣淼认为，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社会及文化传统的直接见证，从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无疑都具有文物价值。然而直到现在，重艺术价值轻历史价值的观点还占有相当的支配地位。

郑欣淼冀望正在进行的故宫大修能够帮助扭转这种“古董观念”的影响。他说：“长期以来，故宫博物院对于艺术品文物非常重视，而对于作为皇宫本身的故宫则没有同等重视。故宫一方面是博物馆，另一方面它又是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皇宫。这次的大修，可以视作恢复对后者的重视。”
　　
不完整的故宫

建院至今，故宫的文物大体上一分为三。

1933年，为了躲避战火，故宫博物院开始将文物精华分五批南迁，共计13427箱又64包。艰苦卓绝，直至抗战胜利，辗转十余年。战争结束后，南迁文物陆续回迁，然而内战又爆发，当时国民政府从暂存于南京的故宫文物中挑选出精品2972箱，共60万件迁至台湾。
迁台文物成为日后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馆藏的主体，一部分南迁文物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些滞留在南京。

据张忠培介绍，1958年，故宫博物院与文化部达成协议，要把滞留南京的文物运回故宫。结果后来一拖再拖。张忠培曾专门找到李先念，希望能够索回滞留南京的文物，李先念批示“完璧归赵”，但据张忠培说，这批约10万件的文物至今也没有要回来。

更不可思议的是，1973年，为接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河南省洛阳市决定修复“文化大革命”期间毁坏严重的白马寺，请求从故宫博物院调拨佛教文物充实白马寺，获得国务院批准，将故宫博物院慈宁宫大佛堂的全部文物调拨洛阳市。

结果这批名为“调拨”的文物至今未能返回故宫。2000年，媒体报道称故宫博物院非常希望能够索回这批文物。白马寺上级主管单位洛阳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马金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批文物放在白马寺是合适的，并称这批文物对寺内的宗教人士有特殊意义，如果拿走，他们感情上无法接受。

故宫也将很多文物调拨出去。例如把包括《乾隆南巡图》、虢季子白盘等3781件珍贵文物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把包括善本在内的14万册宫廷藏书调拨各级图书馆；1957年，还向苏联国家博物馆赠送了550件珍贵文物。

故宫博物院建院之后，除了各种“调拨”以及外迁文物无法迁回之外，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文物损坏情况。

1936年即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的付连仲回忆说，即便是日本占领北平时期，故宫也没有遭到什么大的损害。当时，日本军政人员要进入故宫参观，也要开具介绍信。

付连仲说，典查文物一般叫做“出组”。有一个组长，几个组员，还有专门负责纪录的人，管理钥匙的人，不仅彼此监督，每次出组还要由警察和故宫守卫队派出人员担任监视。而故宫守卫队人员要外出时，都必须经过检查。

“解放军围北平城的时候，马衡院长下令故宫关闭，工作人员自己买了大米在里面磨着吃，全都不出去了，直到被接管。”付连仲说。
1951年，故宫书画极品三希堂中的“两希”《伯远帖》、《仲秋帖》现身香港的银行，将被拍卖，当时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故宫博物院花费48万元港币的重金将其购回，成为新政府尊重文物的一段佳话。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周总理就派了军队将故宫保护起来。”付连仲说，“当时戚本禹在故宫召开大会，批评故宫博物院的人不是造反派，那些砸孔庙的人才算得上是造反派。”

张忠培说，1987年他上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有14个单位占用故宫的房屋作为办公室。他上任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将这些单位“请”出去。“当时时机特别好。”张忠培说，“北京市要重新登记房屋产权，我因此收回了不少房子。”

但是，这一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故宫内部有一栋高高的现代建筑，是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在地，这里存放的档案多是从故宫中整理调拨出来的明清档案，但第一历史档案馆并不属于故宫博物院。

张忠培说，他为了收回档案馆，曾经找到了国务院一位负责的领导。“这位领导一开始说没有钱，搬不了，我对他说我可以等，七五计划没有钱，可以等八五计划，实在不行，国家与故宫博物院各出一半的钱也可以。”张忠培说，“当时这位领导很不高兴，坐在旁边的文化部部长王蒙给我使眼色，但是我们还是争论下去，最后两个人都站起来，大家以为我们要打架，连忙把我们拉开。”直到现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仍然没有收回。

张忠培说，80年代末期，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发表过一个讲话，认为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很多文物没有保护好，而且还有很多单位驻在故宫里面，让他这个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很尴尬。
　　
公民故宫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之时，即有意将皇帝一人私有的皇宫及文物变成全民共有的文化财富：“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久远。”

自此，故宫的开放不只表现在普通老百姓亦可随意出入，故宫的文物资料也最大范围内为社会利用。据统计，1949年之前，故宫博物院向社会公布了各种档案史料54种、358册，约1200万字。自1929年开始，连续出版了510期《故宫周刊》，向全社会介绍故宫所藏文物以及古建筑。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认为，民国时期，清室善后委员会形成的“绝对公开”作风一直得到发扬光大，清点的文物向社会公开，各种档案文献也尽量向社会公布。这位副部级官员非常坦率地对《凤凰周刊》表示，反而是建国50多年来，故宫藏品变化较大，但未向社会公布过，不仅群众，一些研究者也对故宫藏品不甚了了。

他说：“故宫博物院研究玉器的著名学者杨伯达有一次对我抱怨说，自从退休之后，自己想看看故宫的馆藏玉器都变得非常不方便。”

民间博物馆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国有的博物馆服务意识非常差，我有一次看展览，下午4点多钟管理员就用大喇叭开始向外面轰人。故宫里的展品很长时间不更换，要看一些藏品，甚至要通过关系额外付费才能看到。里面有什么文物我们都不知道，文物的保护状况我们也不清楚。”

对于来自社会的种种不满，郑欣淼表示，故宫博物院已经从2004年开始，准备用7年的时间对藏品以及所有库房、宫殿进行一次全面清查和整理。

“我们在清点过程中会出版《故宫文物藏品总目》，向全社会公开发行。”郑欣淼说，“公开故宫藏品、出版总目不仅可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对我们自身也是监督。故宫文物是价值连城的国有资产，我们有这样的责任。”

与此同时，或许因为艺术教育在大陆长期未受足够重视的缘故，具有相当艺术价值的绝世精品在游客那里受到了冷落。

曾在1949年参与接收故宫博物院的于坚告诉记者，上个世纪50年代初，故宫博物院著名的瓷器权威陈万里在故宫内开辟了一个瓷器馆。有一次于坚亲眼看见一个参观者来到瓷器馆门口，前脚刚迈进门槛，伸头一看，说了句“瓶瓶罐罐没什么好看的”，另一只脚干脆没迈进门就转身走掉。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大有好转，但仍然没有根本变化。

于坚说：“皇帝在中国被宣传了2000多年，尽管现在没有皇帝了，但是人们对于他们的生活工作还是很感兴趣，所以到故宫来的参观者，九成都是为了‘看皇帝’，而不是为了看那些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