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冷漠解释“见义不为”行为太单薄

网友评论()2014.06.02 第154期 总第154期 作者：刘远举

5月28日，山东招远，6名邪教组织成员将一位弱女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活活打死，目击者无人相助，这令人感概万千。其实，这样的事情并非第一次发生。在此之前，佛山两岁的小悦悦被车两次碾压，路上行人如织，同样无人相助。

似乎，鲁迅先生笔下描绘的中国人的麻木看客形象得到了又一次鲜活的证明。不过，对于这种现象，仅仅说众人冷漠、怯懦、无情，是情绪化的。公允的说，这种局面有深植于人性中的根源。 

心理学家约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内进行过一次有趣而深刻的实验。他们让72名不知真相的参与者分别以一对一和四对一的方式与一假扮的癫痫病患者保持距离，并利用对讲机通话。在交谈过程中，假扮病人的人会大呼救命，事后统计显示，在一对一通话的那些组，有85%的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而在有4个人同时听到假病人呼救的那些组，只有31%的人采取了行动。 

类似现象，在社会心理学上被称为“旁观者效应”。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如果单个个体被要求单独完成任务，责任感就会很强，作出积极反应。但如果是要求一个群体共同完成任务，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责任感就会很弱，面对困难或遇到责任往往会退缩。中国人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更直白，那就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

佛山小悦悦事件之后，西方媒体也进行了报道，并自揭旧伤疤，回顾了多起类似的见死不救事件。

1964年，在美国纽约郊外某公寓前，一位叫凯蒂的年轻女子晚上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遭到袭击。凯蒂大声呼救。一些住户开窗查看，有一个邻居厉声呵斥：“放开那个女孩！”凶手被吓跑了。当一切恢复平静后，凶手又返回作案。当她又喊叫时，附近的住户打开了电灯，凶手又逃跑了。当她认为已经无事，回到自己家上楼时，凶手又一次出现在她面前，将她杀死。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她大声呼救，邻居中至少有38位到窗前观看，但无一人来救她，甚至无一人打电话报警。 

美国知名心理学家乔基姆·克鲁格称，这些邻居也好，路人也好，网友也好，其实可能都是很有同情心的人，但在旁观者众多的情况下，人们可能对自己的责任产生模糊感。

不过，虽然分散责任效应客观存在，但人是群体动物，在群体中，既会因为责任分散而躲避责任，同时，也会在群体中得到激发，一呼百应，获得更大的勇气。一个残酷但却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那些迷信“全能神”的歹徒，不正是在集体中获得了愚昧的勇气？ 

那么，这个勇气来源于什么呢？ 

有很多人认为，人们冷漠，明哲保身是因为见义勇为行为缺乏社会保障的原因。虽然，不能说不存在这个因素，但见义勇为，往往意味着用自己的身体、生命去承担风险，因此，考虑的往往不是事后的补偿与救济，而是能不能安全地获得胜利。这个时候，人们对周围人群的信任、行为预期就非常重要。说白了，“我上了，别人会不会上”的预期是最重要的因素。 

2012 年，6月29日，天津航空公司GS7554航班遭6名歹徒暴力劫机。在最先站起来反抗的人的带动下，乘客、空乘人员一起制服了歹徒。在这一过程中，因公出差6名警察对制服暴徒起了很大作用，其他一同出差的普通人发挥了作用。 

在飞机上，责任分散效应仍旧存在，但环境封闭、机毁人亡的可预见后果，却不能分散。更重要的是，同事、战友间的信任、行为预期、甚至基于工作关系的约束程度是相当高的。在“我上，他一定会上”、“我受到伤害了，他无法不管”的信任、约束与预期下，群体，不但不会分散责任，反而会集聚勇气，齐心协力。

不过，在亲人、朋友、同事之间存在的这种默契、信任、预期，在陌生人之间，想要迅速达成就很不容易。山东招远的暴行仅仅发生在几分钟内，在几分钟内，人从震惊到冷静下来想到对策并不容易，更何况，要迅速达成默契，对陌生人的行为产生预期就更是难上加难。

因为这个时候，人们几乎只能根据共同的道德范式来预判群体的行为。也就是说，存在一条“道德范式——行为预期——共同行动”的逻辑链条。当共同的道德范式变弱时，行为预期自然也就跟随变弱。 

尽管陌生人之间责任分散效应与熟人、亲友间完全的信任、稳定的行为预期，两种极端情况在任何国家、文化中都是相似的，但是介乎两种极端情况之间的情境，经过不同社会、不同文明的潜移默化，普通人与陌生人达成信任并建立行为预期的难度却是有差异的。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曾经经历过的残酷阶级斗争和改革开放后消费主义的泛滥、受抑制的社会发育，都严重影响冲击了道德共识，进而影响了陌生人之间建立起信任行为预期的难度。作为这种局面的后果，责任分散效应就成为群体对这类事件反应的主导因素，也正因为如此，在商业、医疗等各个社会层面，中国人都承担着对他人行为缺乏预期的后果。 

事实上，社会观念的改变是极为缓慢而艰难的，也许要到很多年之后，中国人对他人的信任和行为预期，才会随着中国社会的发育而慢慢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