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肉之争背后的中国式权利观

网友评论()2014.06.24 第162期 总第162期 作者：刘远举

6月21，玉林荔枝狗肉节，争论达到了最高潮。关于这个话题，从爱狗之人饲养宠物狗中隐藏的残忍，到工业社会使人产生对自然的不现实的浪漫主义态度，我去年曾撰文谈过爱狗者的“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在此不再累述。

吃或不吃狗之争，本质还是不同文化之争。两种不同的观念、文化，本身没有对错之分，甚至可以退一步，承认不吃狗肉显得更加文明一些。但毕竟，玉林人吃狗肉已经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全国其他地方，狗肉餐馆也不少见。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狗也只是财产，吃狗并不违法。

不过，这一切，对爱狗者来说似乎不值一提。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在狗肉市场、狗肉餐馆举行抗议活动，与吃狗人士对峙，甚至发生肢体冲突。

那么，在一个有着吃狗肉传统的国家，为什么“狗的人权”可以当街激辩？可以声势浩大、舆论热报？可以如此激烈、横蛮、富有攻击性？

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吃狗传统可谓树大根深，同时，近代中国也不断接受着外来文化，爱狗新观念如雨后春笋，其间的文化冲突具有广泛性，而爱狗者的激烈行动也使事件极具新闻点。

但无论如何，狗毕竟是狗，即便如爱狗者声称的那样，狗具有“狗的人权”，包含于人权概念之中，具有极大意义，但当下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突出而激烈，残疾人的权利、失地农民的权利、被强拆者的权利、上访者的权利、非户籍儿童受教育的权利，这么多人的权利，不管那一条，都更具现实意义，关系到更多人的福祉与社会公正。狗肉之争，本不该成为这么热门、持久的话题。

但是，不知道该说遗憾还是幸运，爱狗，却是一个“安全”的诉求。当其他“不安全”的诉求被抑制之后，媒体与舆论的能量自然倾注到剩余的为数不多的热点之上，狗权之争自然凸显。所以，我们看到狗肉之争，声势浩大，而孩子上学的事情，却黯然无声？仿佛，小狗是祖国的花朵，而孩子，似乎只是一只不起眼的小狗。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因为人不如狗，所以，人不能吃狗，才能被当作一个社会大事，热烈讨论。

实际上，甚至可以发现，爱狗者与政府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默契，爱狗组织是温顺的。

在爱狗者的诸多理由之中，被提及得较多的是：很多狗是偷来的，是宠物狗，正是吃狗肉的行为，拉动了盗狗行为，没有买卖就没有偷盗。所以，他们呼吁取缔狗肉节。

虽然，这种因果关系并非全无道理，但以二手手机市场为例，就会发现这种逻辑的错误。二手手机市场的存在，的确为偷盗手机提供了销赃场所，但是，只要二手手机市场中，有真正主人淘汰的、合法的手机，也有人需要购买二手手机，那么，二手手机市场就是合法的，应该受到保护的。不能指责购买二手手机的人应该为偷盗负责，真正负有责任打击偷盗手机的是公安机关。

在这个意义上，保护宠物狗的诉求，本身应该指向对政府治安职责的问责。但实际上，爱狗者的的矛头仅指向了狗肉节，指向了吃狗肉的人，而有意无意的忽略了打击盗狗，保护公民财产安全，本是当地政府的责任。

从更大范围来看，动物保护者们有更多的事情可做：城市导盲犬的地位，城市犬只管理中的一些粗暴之处，更规范的市民养狗环境等等。但是，这些指向政府的议题都被有意识的忽略了。

即便他们在相关部门门口“举牌抗议”，聚集施压，针对的也不是政府，而是要求政府拿出强硬手段，取缔一个流传了成百上千年的习俗--装作似乎是在提升当地文明程度，与当地政府有很大的认同空间，不过是一个热心、但绝不冒犯的助手。这正是爱狗者的温顺之处。

这种安全与温顺，正是他们攻击性、违法性的基础：只有安全与温顺才能被许可，只有被许可才能有组织，只有组织才能协调，只有协调才能聚集，不过，聚集之后，显露的却是横蛮。

呼吁不吃狗肉，在法治社会中，可发传单、可宣传、可游行示威，也可呼吁立法，一步步从打击盗狗、规范养殖、禁止虐杀做起，但不应干涉他人的合法行为。但对爱狗者来说，这显然不够彰显他们的道德与伦理优越感，他们聚集起来，具有强烈的攻击性：高速拦车、攻击食客、骚扰店主、扰乱市场、逼烧烤小贩下跪。

这种行为策略，一方面是因为救狗，更容易产生自我心理暗示，唤起情绪；另一方面，他们明白这是一个安全的诉求，即便横蛮的攻击性指向另一个更弱势的群体时，他们也有法不责众的安全。

中国有养狗看家的习惯，但要说狗的地位有多高，也不尽然，真正让狗成为家庭成员，成为“幺儿”、“闺女”的，还是随着经济发展，城里人养起了各种宠物狗。当然，视宠物狗为家庭成员，这是一种非常正常、合理的温情，无可厚非。但这种温情，乃至这种温情扩展到社会中，变为霸道的保护“狗的人权”时，很大程度上，却是一个中产诉求，而杀狗、卖狗、吃狗，则是一个更普罗大众的需求。

显然，中产在话语权、观念上都更具优势，有钱可以买狗，有明星作秀支持，安全的诉求也可拥有自己的组织，有了组织，不管是舆论、造势、还是集体行动，都更好协调，也更强大。而与此同时，另一边则是屠狗开店之人，没有自我催眠的暗示，缺乏悲情，商业化考量下的成本负担，也使得组织起来并不划算，至于吃狗肉的群众则更是一盘散沙。一强一弱对比之下，爱狗者就有资本借助政府强制，把自己的观念、诉求强加给了另一群人，剥夺了另外一群的人权利。

当法治没有坚实基础的时候，政府无法再法治的框架下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只能按照人数的多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当“安全的诉求”成长起来、组织起来，人多势众的时候，政府也不得不让几分。所以，我们看到在金华，狗肉节就被取缔了。

这正是抵制狗肉活动中最糟糕之处。

这种权利的一进一退之间，狗的“权利”增加了，另一群人的权利减少了。与此同时，不引人注意的是，政府的权力增大了，可以叫停民间几百年的习俗、可以叫停民间自发的活动。如果今天几个人拉拉标语，政府就可以取缔狗肉节，那么，明天就可以取缔草莓音乐节，后天就可以取缔动漫cosplay，再往后什么就该轮到书展、画展了。只要找几个人打打标语，政府就都可以顺水推舟，一禁了之。

我们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可以穿什么，不可以穿什么，虽然严格意义上讲，都是个人私事，但也反映了一个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和文明程度，涉及到我们怎么认识自己，认识周围的世界。这一切，都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所以，很多传统被改良了，很多习俗变化了、很多道德演变了。但重要的是，这一切良性的、合理的变化都是在人的权利的基础上进行的，虽然不断变化，但往往也是缓慢的。激烈的改造社会，借助政府的强制力，把一种观念强加给人群，并非社会道德、伦理演变的正常途径。

用大白话来说出这个道理，正如凤姐所说：“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狗肉，说取消就取消，你当你是希特勒复活啊。”事实正是如此讽刺，1933，纳粹德国通过了当时欧洲地区最全面的动物福利法规。由此可见，试图激烈改造社会观念，不但不能追求到狗的权利，反而会危害人的权利，最后，也伤害到人的伴侣，狗。

所以，狗肉之争的深刻意义，不在于本身，而在与其间折射出的中国人对权利、对观念，以及该如何争取权利、推广观念的认识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