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改革实行价格双轨制，带有一定偶然性。当时各行各业普遍短缺，为了应急，只好普遍开放。为降低改革阻力，又必须保留旧的定价体系不变。于是政府定价和市场定价两条轨平行。但是同一商品两套价格，实际上不可能共存，最后起决定作用的多半是市场定价，政府丧失定价权。1988年严重的通货膨胀就是政府失去定价权的结果。通货膨胀及其引起的民怨还不是最严重后果。轨道价差产生的非组织化分配现象泛滥，导致组织内部凝聚力下降，才是第一场改革失败的致命因素。

行业双轨制可以看作价格双轨制的自然演化。价格双轨制在施行一段时间之后，政府定价在多数行业一败涂地，影响力式微。另一些基础行业，比如铁路、石油和电信，要么在前一阶段改革中没有放开，要么民营企业还未来得及积累资本与国企争夺定价权，外资又尚未进来，政府定价仍然占主导地位。排除市场定价的行业，国企利润大增。行业双轨制避免了政权租值耗散，财政收入飞速增长，一改第一场改革财政收入捉襟见肘的窘境。更多财政收入，使政府有能力将组织内部分配重新阶层化，弥合内部纷争。因此，看起来形势一片大好。

不过，实行行业双轨制的效果等同于增税，政府通过行政垄断企业向开放行业征税，这是一种间接税的形式。由于间接税具有累退效应，即越富裕税率越低，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改革前，社会分裂为城乡两大块。经过第一场改革，阶层稍有模糊。经过第二场改革，社会再次分裂为垄断与开放行业两大块。执政基础相较改革前更为狭窄，这是最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