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产品，只要采用市场方式生产，其价格必受供求关系之周期性变化而形成起伏波动。这是市场自身固有的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也是市场经济与身俱来的缺陷。此轮粮油肉禽菜涨价，不止出现于国内，也发生于全球范围。举例来说，联合国粮农组织最近就全球呈现局部“粮荒”发出警报，在过去3个月间，国际市场大米、玉米、小麦、大豆的平均涨价幅度超30%。反映于国内，譬如豆制品价格，鉴于大豆主要靠进口，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势必造成国内豆制品价格的刚性上涨。再譬如，肉价虽在今年8、9月份一度有所回落，但进入10月份后再度连续上扬，外因在于国际市场玉米价格持续上涨。进口玉米乃国内主要猪饲料之一，如是，扶持政策被抵消掉一大截。还有，国内今年夏、秋粮收成不错，本指望供给增加能平抑粮价，可化肥、农药、农膜价格涨势凶猛，背后则系生产农资的基础原料——石油价格在疯涨，而国内石油供给有一半依赖于国际市场——可见，尽管国内大米和小麦丰收，但供给的增加仍不足以抵消种粮成本大幅攀升，以至于有国内舆论甚至怀疑“丰收说”能否成立。

三、国际市场粮油肉禽涨价受需求大于供给以及生产成本增加的双重拉动，由于入世之后国内外市场已基本打通，对国内造成的价格冲击也就日益明显。倘若涨价主要因需求拉动所致，通常以两年作为供求重新平衡的周期，那么价格回落（调控）就相对容易。反之，生产成本拉动型的涨价，则须依赖于整个产业链价格关系的重新理顺和平衡，单纯借政策扶持增加供给，难以出现立竿见影式的效果。

四、鉴于以上分析，及基于市场化及全球化，眼下所采用的价格调控举措只算治标之策。从治本角度，须通过价格改革，形成与国际市场对接的国内价格生成体制和机制，使市场逐步开放至今一直被扭曲的能源、土地、基础原材料等基本生产资料的价格与国际市场打通，方可从根本上解决价格的非理性波动。“价改”需要时间，亦需要选择时机。

上述分析可归纳为两层意思：一是国际性结构通胀与国内结构性通胀交织，调控难度增大，人们要有充分思想准备；二是尽管通胀仍呈“结构性”，但毕竟对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体的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如何减少影响，政府以基本社保为“菜篮子”托底的应对思路已十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