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各类定向培训后，项目的第二个月是开始在德的自由采访。这个月在柏林做的几个主要采访，对象分别是柏林刑讯逼供受害者恢复中心（BZFO）、东德最后一任国防部长艾博曼先生（Rainer Eppelmann）和守卫柏林墙的老军人昆特·列先生（Gunter.leo），这三个采访对象等到最后敲定时间，基本都安排在6月的最后2周，除了时间紧任务急之外，其共同特征之一，即是无一例外在采访之前先被采访对象通通采访了一遍，采访时被“逆袭”，大概算是一段意外的经历。

柏林刑讯逼供受害者恢复中心其实是三个机构并在一起，BZFO是其中成立最早的一个机构，也是主体机构，另外还包括后来陆续成立的一个难民救助组织和一家基金会。联系和预约采访这家机构，是所有采访中最为顺利的一次，计划采访时间为2个小时。

17日上午10时，如期到达BZFO位于柏林市中心的办公地点，新闻官Jenkins女士领来一群员工鱼贯而入，这支11人的队伍组成一个半圆形，把我和德文翻译围坐在中间。彼此做完介绍后，Jenkins颇有点不好意思地提出来，因为此前从来没有过中国大陆的记者到这里来采访，所以BZFO的这些员工对我们非常有兴趣，他们想先问我几个问题。

于是“逆袭”就此开始，首先问我为什么要来采访这个地方，其次是问我中国有无刑讯逼供现象，再次是你写的报道准备在哪里发表，中国能公开报道吗？你到了我们这里回去是否会受到迫害，或者被刑讯逼供……这些问题都很好回答，简单、直接，甚至听起来有点可笑，我有点难过，忍不住想起了在歌德学院培训的一周里，学院下发的语言资料里，关于中国的LOGO，居然是顶戴花翎的周星驰。

我认真地告诉他们这些都不成问题，根本不需要为我担心，中国已经不是30年前的中国。至于第二个问题，我坦承从我的观察角度和国内公开的记录来看，显然还是存在。主管国际事务的Bockers博士随即要求我举一个例子，于是我简单介绍了佘祥林案的前因后果。

这帮德国人听得非常仔细，很认真地做记录。随后在参观他们的图书馆时，我发现在关于中国的资料库里，BZFO收集了部分关于中国刑讯逼供现象的国际媒体报道，这才明白他们兴趣的由来，看来媒体记者是他们的主要信息来源，而来自当事国的记者自然也会成为他们甄别资料的重要信息源。真希望我提供的观点，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全面认识中国的参照系。

到采访艾博曼时，这个爽朗而矍铄的老头儿也很有兴致地向我发问。他笑问我来找他的目的，是否因为中德两国很多问题的相似性。我承认他的分析靠谱，尽管德国人口不到9000万，面积也不过是广东和浙江两省之和，但两国的确有太多的相似性。用IJP项目官Martina女士在我们的穿越德国之旅启程前说的话那就是“这两个国家都有着光辉的业绩，屈辱的历史，伟大而伤心的过去”。

艾博曼是东德著名的异议人士，和斯塔西（东德国家安全部）斗智斗勇了几十年，柏林墙倒塌后，两德统一前，曾出任最后一任以裁军为己任的东德国防部长，德国统一后到现在的20年间一直在从事清算东德极权政权罪行的委员会工作。

作为一个东德时期的反对派政治家，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完整经历了从从事异议运动到分享过渡政府政权，再到调查和记录历史真相的三部曲。

老头儿若有所思地漫谈他的心路历程。他认为，当初东德瓦解，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是当时的东德政权封锁所有边境，老百姓无法自由出行的愤怒被压抑已久，二是因为长期受西德以及周围自由媒体的影响，普世价值得到了大部分东德人的支持。他们当时正是利用了这一负一正的两股情绪，加速了20年前那个历史巨变的到来。

和艾博曼的看法恰好形成对照的是昆特。这个老军人也是个60多岁的老头儿，柏林墙倒塌前曾担任柏林周边包括守卫柏林墙在内所有边境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两德统一后，他曾为自己的手下开枪射杀翻越柏林墙的东德人而出庭受审，后来被判和东德政治局委员沙伯夫斯基一起同监数月，后者即那个在记者招待会上因“口误”导致柏林墙一夜之间开放的柏林市委书记。

老头儿抛给我的第一个问题，还是你怎么看待DDR（民主德国），怎么评价SED（东德共产党）？一听即知这是个要求立场一致的问题，没法，我老老实实地耍了个小滑头告诉他，我对这两个东西无从判断，因为我从没在DDR和SED治下生活过，但不妨碍我充满兴趣地记录对此有不同评判的各种观点。

老头儿点点头，承认我说得有道理，于是打开话匣子。原来两德统一后的20年间，昆特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申诉的各种法律程序中。这个一直认为自己只是遵循东德意识形态和法令的老头儿，觉得自己不该承担那么多责任。他虽然从没去过中国，但对中国充满好感，觉得这是社会主义阵营还有实力能和美国抗衡的世界多极之一，这也是他愿意出来接受采访的原因。

老实说，采访时这种被“逆袭”的经历，往往比采访本身还要有意思。唯一不爽的是，“逆袭”往往导致主客易位，导致我无法在预约的时间里完成原定的采访提纲，而德国人的时间观又往往是众所周知的精确到分钟，这也算有得也有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