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5年05月27日

深圳市民李红光“广告参政” 韩一鸣/摄

■“公民以在新闻纸做广告的形式来和人大、政协沟通，这在新中国新闻史上可能是第一遭。”

■这种寻求意见渠道的方式表现了公民越来越强烈的参与政治与公共事务的愿望，对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提出了更新的要求。

■作为一个偶发性事件，这未必能表明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更多的还是出自公民的个人诉求。

5月24日下午，穿着深蓝色连衣裙的李红光女士，坐在深圳的一家咖啡馆里滔滔不绝地谈论现在与过去。

两年前，她以一深圳官方研究机构研究员的身份，参加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由以深圳网民“我为伊狂”的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爆的朝野大讨论。她研究的重点之一是公共政策如何改善官方与民间的沟通渠道，官方如何倾听民间，公民如何表达意见，参与公共治理。

“在这个研究之后，我开始对深圳这些事情产生兴趣，最后竟然连自己也参与进去了。”说到此处，李红光哈哈大笑。

她之所以大笑的原因是，两年后的5月24日，她一不小心就做了回像“我为伊狂”呙中校那样的言论先锋。但她施展的平台不是网络而是报纸。她在这天的《南方都市报》37版上自费万元做了一个广告。

广告称:“深圳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政协一次会议召开在即，我收集了反映民生及个人建议十多条，希望通过你们在‘两会’期间提出，有意者请与我联系。”并公布了传真号码与电子邮箱。接着罗列了12条建议的题目，共计300余字。建议涉及降低的士起步价、建立公平社保、打破管道煤气垄断等方面内容。

广告末尾的署名是:公民李红光。

“公民以在新闻纸做广告的形式来和人大、政协作意见的传递与沟通，这在新中国新闻史上可能算是第一遭。”国内新闻与传播学的知名学者展江教授和喻国明教授均作出了相似的判断。

有专家指出，这样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方式，是在党的十六大要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的背景之下的一次探索，对于社区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完善，都有一定的标本意义。

维权“谏士”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借此创造个什么中国第一，我不是那种标新立异的人，我是在试了其他办法达不到理想效果的情况下选择做广告的。”李红光说话快得就像机关枪发射子弹。

一位曾与李红光共事过的深圳官员了解她的性格特点:“她这个人性子就像她说话一样，有些急，但直率，好公义。一开始和她接触的人很容易被她的急性子吓坏。”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李红光曾在深圳市委做秘书工作，去年又曾以专家组成员的身份，参与了深圳市行政审批制度第三次改革的审批项目清理工作。因她对一些局的不合理审批项目死死盯住不放，被一些官员认为是“大刺头”，另一些官员则称其为“谏士”。

李红光在参与清理审批项目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群众与企业反映的问题。当时，深圳市审改办的工作人员一共写了64项改革建议，李红光一人写了17项。去年“两会”前，一些关注审批制度改革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深圳市审改办，把这些建议全部变成了人大、政协的议案与提案。她的《关于实施政府行政效能评价提案》被一位政协委员采用提交后，还被深圳市政协评为最佳提案。

“但那件事有遗憾，当时代表与委员们来拿这些改革建议时，离‘两会’开幕只有三四天。他们都是各个行业的精英，平常都忙于行业内的事，所以来审改办找建议时，都显得有点仓促，因此有些议（提）案效果不理想。”

这一事件使李红光强烈地意识到，为了保证提案与议案的质量，建议者应和代表委员们有充分的事先沟通。

到了今年，她手头又积累了一批建议，“这些建议有的是上一年积下来还没有解决的，有的是我花了一年半载搜集的”，她在发给南方都市报的邮件中称:“我搜集的建议基本上都是可操作性强的，有的是政府正在办理的，有的是报纸上刊登过的内容，但实际执行中有一定阻力，就请代表和委员加大处理的力度，比如说《拆除八仙岭公园私人别墅区、还百姓良好生态环境》的建议；例如呼吁政府《在城中村改造中考虑原住民利益问题的建议》就是中国（深圳）开发研究院李津逵教授提供的。”

3月份，李红光就把其中部分建议以及相关材料送到了深圳的两位颇有声望的人大代表手中，“当时可能送得不是时候，因为正处于代表与委员换届前的敏感期，反正没有任何回应给我。”李红光回忆。

十天前，李红光又给深圳市人大和政协的公开邮箱投送了建议目录，但还是没有回音。上个星期，关于新当选的代表与委员的报道出现在媒体上，报道称有8个外来工当选了市人大代表，她按报道介绍的联系方式发了邮件或传真。“但只有一个叫杜萍的女士和我联系了。”李红光说。后来，她就给市政府办公厅打电话，她回忆工作人员的说法是:“新一届代表都是基层选上来的，目前我们也只有他们的姓名和单位，没有详细的联系方式。”事后她说:“即使当时名单拿到了也是一个问题。我总不可能挨个地给他们打电话吧。那要打几百个电话，而且还显得很突兀，估计那样成功率很低。”她一时发了愁。

“不能再等了，再等‘两会’就要开了，即使代表们发现了我的建议，也来不及在事先和我作深入的沟通。这么一急，到《南方都市报》上登广告的主意就蹦了出来。”

对李红光的做法，深圳市政协政研室的主任余立功评价:“作为个人，我很敬佩这样有公益心与责任感的市民，这种精神应该得到所有深圳市民的尊重。但是，我们认为，不管是政协还是人大，还是市委市政府，在收集言论的渠道方面是很丰富的。像李红光即使碰到这样的情况，也可能是特殊的个例，不具普遍性。”

他举例介绍，深圳市政协有一个专门收集社情民意的机构，五年间收集的社情民意，单单向市里报告的就有750多件，其中有160多件得到市委市政府官员的批示，另外的转递给了具体的职能部门，得到回复达200件左右。为了进一步在“两会”期间收集民意，深圳市政协还在前些天开通了BBS“专题议案”，里面开设了“以人为本构建和谐深圳”等四个议政专题。

对此，另有一位政协委员也认为，深圳的民意沟通渠道还是比较立体化的，不存在不畅通的问题，深圳主要领导的个人信箱也已向市民公布，李红光其实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代表和委员沟通。深圳市的明星代表吴立民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介绍，每年选民都会传送给他大量的投诉与建议，他就是从这些选民信息中提炼出议案。他还表示，现在李红光所提的建议中有他认为适合的，就会和李联系。

而另有一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大代表表达了另一种看法，目前深圳的选民与代表、公民与政府的沟通虽然渠道多，也比较立体化。但是，怎样保证这些渠道的效率，怎样保证定时的反馈仍然需要更加制度化的保障。而这种开拓意见渠道的方式无疑值得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