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歌德学院中国总院和北京分院院长米歇尔·康·阿克曼

“建立歌德学院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让其他欧洲人明白，除了希特勒的德国，还存在一个歌德、贝多芬、康德的德国”

米歇尔·康·阿克曼是北京大学1975年的“工农兵学员”，现在是新上任的歌德学院中国总院和北京分院的院长。

每年，他所掌管的歌德北京分院为1100人次以上的学员提供德语培训，同时，这个机构还策划开展各种“野心勃勃”的文化交流活动，诸如培训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人员。

一米九几的个子，一张瘦削的长脸，一双手指细长的大手。阿克曼的茶杯上印着荷花和中国古典诗词。他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省一个偏僻的村庄。1975年，这位德国的“农村小伙”来到北京，成为北京大学“中国当代历史”专业留学生。怀抱着对中国的政治好感和田园诗般的想象，阿克曼却发现通过身边的人了解中国很难，于是他转向中国当代文学。

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同时，阿克曼的正式职业是歌德学院的职员，从德语教师做起，后参与创建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直至成为北京分院乃至中国总院的掌门人。

在中国，不过在门外

南方周末:您最早是学社会学的，后来觉得社会学不解决问题，改攻汉学，您想用社会学解决什么问题？

阿克曼:贫困、不平等、民主……那时候我们非常理想主义，我们是左派，我们想解决所有人类的问题。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在西方，有一个跟“文化大革命”同时的学生运动。

南方周末:您觉得汉学能解决这些问题？

阿克曼:汉学不能解决。我只是对社会学失望了，发现它根本解决不了任何一个问题，所以，我就决定学一门根本没有任何用处的专业。那时候，汉学跟现在大不一样，基本都是古文，比如，你对宋朝的佛教感兴趣，那你就来学汉学。我们的教授大部分对当代中国不是很感兴趣，大部分也不会说中国话，你让他们谈《易经》，他们就非常有学问。所以，那时候，汉学是一门根本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专业。我觉得真好，我就在象牙塔里学习。我开始学汉语的时候，我们全系只有不到30个学生。

南方周末:您1975年来北京学汉语，那个时候老师都教些什么？

阿克曼:你可以想象，那是“文革”的时候。我选中国当代历史这个专业的唯一理由是，可以跟中国同学们在一起读书，其他专业都是给外国人单独讲课的。那时候，你可以想象，什么“批林批孔”啊，什么“儒法斗争”啊，我们有点哭笑不得。当然，我们的教授也哭笑不得，因为他们知道，这完全是胡扯，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常常逃课。好在我们算工农兵学员，所以我们还下乡，到工厂去劳动，这个还比较有意思。

我并不觉得那段时间是一种浪费。我开始学汉学的时候，还是老老实实地学古文，不过，我已经开始对当代中国感兴趣，对中国的经济感兴趣。我的硕士论文是与经济有关的题目:《中国五十年代的经济计划理论》。我跟我的教授争得很厉害，因为他不愿意我做这种题目，他对这些东西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法对我的硕士论文下什么评论。第二他觉得，研究中国意味着研究中国的历史，而不是中国的现在。

南方周末:一个看了很多中国古典文献，对毛泽东和中国又有政治好感的西方年轻人，他来中国之前，对中国是怎样的想象？

阿克曼:那时候比较混乱。来中国之前觉得，一方面，从社会的角度，在中国可以碰到人类的前途；另外，对古老中国也有浪漫的概念。其实当时的中国，两个东西都不存在了:连一本《论语》都买不到；物质遗产大半被破坏了。而且我们发现，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特别糟糕。互相害怕，也不敢说话，常常撒谎。除了家庭和朋友的圈子以外，人们之间好像有一种不信任。所以，那时候我们当然会很失望。有些人发展成对中国的仇恨，好像中国骗了他们。对我来讲，这种经验非常重要，我慢慢发现，不能怪中国，应该怪我自己对世界的态度。

我把那时候在中国的经验写成了一本书，英文书名叫《I nside China outside doors》，意思是，我就在中国之内，不过我在门之外。

误解是个好东西

南方周末:1980年代，您回到德国之后，成为第一批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家。您怎么看顾彬教授对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坛的评价？

阿克曼:我跟顾彬很熟，这个人比较激烈，有时候喜欢极端，有时候干脆就是胡说八道。“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种说法就属于比较胡说八道的那种。

南方周末:那您本人对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是怎么评价的？

阿克曼:我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对中国当代文学感兴趣，但我并不是对“文学”本身感兴趣，而是对这些作品表达出来的东西感兴趣。比如，我并不认为，“伤痕文学”有很大的文学价值，“伤痕文学”中有些东西也比较俗气，sentimental（伤感主义）。不过这些作品对中国人比较重要，因为它表达出以前中国人没法表达出来的东西。

1980年代初，这种文学对西方人的吸引力不会很大，后来偶尔碰上了张洁的东西。张洁的东西比较有意思，也比较有文学价值，而不仅是代表了社会情况。我想先把她的短篇翻过来，不过出版社一定要我从长篇开始，所以我就决定把她刚刚出版的《沉重的翅膀》翻译过来。这本书在德国非常受欢迎，到现在为止，是在西方唯一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畅销小说。在德国发行量可能是8万到10万册……张洁之后，中国出了一批好作家。

我开始翻译中国小说时，已经在歌德学院工作了。1983年到1985年，歌德学院在同济大学有一个留德预备部，十几个大学生为赴德留学做准备，这个预备部有两个领导人，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中国人，我就是那个德国领导人。1987年年底我再次回到中国，准备创立歌德学院。

1986年，王蒙请我参加一个在上海的中国当代文学座谈会，我的题目是《误解的好处》。中国介绍吸收西方文学的过程大半都是误解，反过来讲，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大半也是误解。但是这种误解非常重要，因为这种误解可以制造新的东西。

邓小平促成中国歌德学院

南方周末:歌德学院是1951年建立的，那个时候德国人民还没有完全克服战争的创伤，为什么要建这个学院？

阿克曼:那时候德国在欧洲的名声不是特别好。我们称自己是“奥斯维辛后一代”。

最初，歌德学院主要在西欧，邻居国家，因为他们受纳粹带来的灾难是最厉害最直接的。在东欧当然没法创立，苏联不允许。在社会主义国家创立的第一个歌德学院是在罗马尼亚，倒不是他们觉得歌德学院有多好，而是因为它当时正在跟老苏闹。然后慢慢扩大到美国，美国是德国重要的合作伙伴、老哥，在美国创立好多，可能有十几个。

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所有的欧洲人就明白了现在的德国已经不是纳粹时候的德国了，是一个开放、民主、平常的德国。于是我们就把西欧一些比较小的歌德学院关掉了，同时，在亚洲、拉美、非洲创立新的学院。比如，1960年代创立了日本大阪歌德学院。

南方周末:歌德学院的选址原则是什么？

阿克曼:在有的地方，歌德学院的象征意义很明显，比如在阿富汗战争之后，就创立了一个歌德学院。但也有一些歌德学院的建立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两国领导人会谈了，提到加强交流，歌德学院就作为送给彼此的一个礼物。

南方周末:2004年，歌德学院在平壤建立了一家分院，这是西方在朝鲜建立的第一个文化中心。做成这件事有多难？歌德学院是怎么做到的？

阿克曼:不是分院，是一个材料中心。没有担当起语言教学、文化交流的任务。去这个资料室的人要写申请，这个资料室的资料也要接受平壤的审查，这是毫无疑问的。

怎么说呢，在16年的时间里，北京分院也是中国惟一的一个“西方文化机构”，“法国文化中心”是2004年才成立的。中国从原则上不允许搞一个西方文化机构，北京分院等于是邓小平送给科尔的一个礼物。1984年科尔访问中国，在私下场合，向邓小平提出想在中国开设歌德学院。当时，中国正在和欧洲建立紧密的外交关系，邓小平同意了。外交部派小组来跟歌德学院谈办学细节的时候，才发现歌德学院竟然是德国政府官方的文化交流机构。当时的中国文化国际政策比较保守，文化部和外交部都不想挑这个头，推给教育部，几年之内没有进展。后来，科尔又来中国，看到邓小平的时候说，歌德学院北京分院还没有成立，邓小平说:“看看我们的官僚主义多么厉害！”因为这句“最高指示”，1988年，北京分院才正式成立。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意外，也可以说是突破。

我觉得有这一个小小的窗户，就能起作用。当然，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歌德学院能忍受的东西也有限。比如说在伊朗我们就把歌德学院关掉了。因为没用了，没人能去，去的人每一次都被调查。不过三年前又开了，因为即便歌德学院工作受限制，它还是能起一定作用。只要好处比坏处大，就开着。

歌德学院是孔子学院的老师？

南方周末:有一种说法，“歌德学院是孔子学院的老师”。您觉得两个学院有什么不同？

阿克曼:歌德学院跟孔子学院最大的区别是，孔子学院总的来讲是一所语言学校，它90％上的活动就是教中文。

南方周末:可歌德学院初期也是这个样子的。

阿克曼:歌德学院最初基本上也是语言学校，不过，在1950年代中，这个就变了，我们变成一个真正的文化交流中心，全部活动规模三分之一是教语言，三分之一是提供关于德国的资料，三分之一是文化交流。另外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孔子学院不是一个学院，一般来讲，孔子学院都是大学汉学系的一个小部分，我觉得这个政策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孔子学院的作用还不算大。柏林大学的孔子学院有30个学生，活动范围也比较小，但是从媒体印象来说，做得是非常精彩。起码在媒体上起到的作用非常大。实际上我发现，没有一个人具体指导孔子学院是一个什么东西，但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都觉得是中国的歌德学院，我不知道这是谁想出来的，我非常佩服这个人。

南方周末:有人因此质疑孔子学院身份尴尬:不是官方的对外文化机构，不涉及两国的教育主权，因而不受两国政府保护，只是大学之间的合作办学，没有统一的教材、师资和固定校舍。

阿克曼:当然，大学不能代表官方的对外文化政策，但目前孔子学院主要还是教中文，我看他们的活动内容，大多是教中国画啊，中国功夫啊，写毛笔字啊，所以我觉得，在短时间内，矛盾不会特别大。不过，我觉得很奇怪的是，除了孔子学院，中国还有一个隶属于文化部的文化交流中心，在巴黎有，很快在柏林也有，不过没有一个人提到它。这个文化交流中心的作用跟歌德学院类似，包括语言教学，提供关于中国的材料，搞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中心中国很早就有，最初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毛里求斯。

南方周末:最近德国有一家报纸叫《每日新闻》的，质疑中国办孔子学院并不单单是为了语言教学，它还担当着对外援助、奥运宣传、为两国企业家牵线搭桥的作用。您怎么看？

阿克曼:这又有什么不对呢，搞这样的活动我一点也不反对，更深刻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歌德学院建立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把文化和政治分开，我们不是一个国家机关，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民营机构，我们和政府的关系是在合同里写下来的，国家应该给我们钱，但不应该干涉我们的工作内容。这跟纳粹时代的经验有关系，那时候文化完全是被政治利用了。

南方周末:一方面是文化和政治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不知道在德国的文化语境里，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阿克曼:中国的文化商业化非常厉害，我觉得太过分了，对文化不会有很大的好处。拿我们刚才谈过的中国文学来说，中国文学水平的下降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这跟文化商业化有很大关系。我不反对文化的适当商业化，但是把全部文化都商业化了，对文化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

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中层阶级”，它跟“中产阶级”的区别是它不是一个以收入划分的概念。这些人可能并不富裕，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受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小，愿意接受新的东西，而且有一定的专业技术职称，比如教师、律师、媒体人、艺术家……他们能够影响别人。在我们举办的“德国周”的系列活动中，我们会着重与这些人群接触。（录入:陈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