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区基层干部成"灾民中的灾民" 急需心理危机干预
2009年04月21日 17:32瞭望 】 【打印已有评论0

灾区基层干部是压力的集中点,上级的任务、群众的要求,全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心理状态特别需要关注

2008年10月3日,北川羌族自治县农委主任、救灾办主任董玉飞在位于绵阳市安县安昌镇的临时办公点自杀身亡,终年40岁。这条消息在四川地震灾区基层干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如何帮助灾区基层干部更多地释放其巨大的心理压力,也为时下社会各界所关注。

董玉飞是一名羌族干部,他12岁的儿子及另外几位亲人在汶川地震中不幸遇难。“他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能够吃苦耐劳,地震后一直东奔西走忙着救灾,由于表现突出,被国家农业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授予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在干部群众中口碑一直不错。一位看似铁打的汉子,最终采取这样的方式倒下,真的让人很意外,痛惜之余也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北川县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冯斌说。

多位灾区基层干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亲人遇难,工作繁重,生活负担沉重导致身心俱疲。

基层干部成了“灾民中的灾民”

“从抗震救灾到安置重建,我每天都感到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我的确支撑不下去了。我想好好休息一下……”这是董玉飞自杀前留下的一封遗书。

对于董玉飞的死,受访的北川干部普遍认为是由于亲人遇难,加上工作繁重,心理不堪重负导致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副院长、心理卫生教授张伟坦言,工作压力过重让基层干部成了“灾民中的灾民”。

“老董是个好人,性格开朗,并不内向,出了这样的事,大家都很意外。”北川农办副主任唐安文回忆说:“10月3日上午我还和他见过面向他请病假,当时他还安慰我要我好好养病,实际上他前段时间也是刚刚休完病假,说话的时候一点迹象也没看出来,哪想到下午他就走了。”

“他和他12岁的儿子感情很深,经常把儿子挂在嘴上。儿子不幸遇难后,他虽然仍在拼命做事,但情绪变得很消沉。我们也劝慰过他,但毕竟是这么大灾难,谁家没有点事?万没想到他会走这条路。”董玉飞的同事和熟悉他的人叹息着。

董玉飞自杀让地震灾区基层干部心中难过。重灾区绵竹市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罗应光说:“当前灾区基层党员干部工作压力太大、心理负担过重。灾区基层党员干部大多数都处于一种疲于奔命状况,一方面上级部门安排任务很重,目前工作量至少是震前的5倍以上;另一方面老百姓的怨言,也是直接骂到基层党员干部头上的。”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川干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重建工作任务那么重,哪里出点毛病,群众就会不满意。我们耐心地给别人做思想工作,可自己也是灾民,也有亲朋好友遇难啊。不管我们内心多么痛苦,表面上也得做出坚强无比的样子,因为群众把干部当做主心骨,我们都在咬牙挺着。地震中我的腰椎受伤,医生说必须静养6个月以上,但现实根本不允许我休息,只有绑着带钢架的腰带固定一下。”

绵竹市汉旺镇党委副书记胡凌飞是震后调到汉旺镇任职的。胡凌飞说:“汉旺镇的所有受灾群众都安置在板房区里。我们最怕遇到暴雨天气或余震,那意味着所有干部都得24小时值班。9月底的一场暴雨,全镇干部和乡里干部都是一宿未睡,一些群众跑来反映板房质量有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因为板房都是由援建方临时抢修出来。我们当时都做好准备了,群众如果再闹,我们就把办公室腾出来给他们住。”

绵竹市副市长郭永福22岁的独生女儿也在地震中不幸遇难,地震后他一直坚持工作。“现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岗位上,我必须学会坚强,每天要处理那么多事情,不允许我有流泪的时候。别人问到我女儿怎么样了,我都告诉他们,她现在省外治疗。”虽然提到女儿遇难的事件时,郭永福语气平静,但他的眼睛却躲开了本刊记者的视线,透出一股深深的哀痛。

生活负担“雪上加霜”

本刊记者日前在北川、绵竹等地震重灾区追踪采访时了解到,地震后基层干部工作量比以往成几倍的增长,而相应的工资收入并没有多少变化,甚至一些地区工资收入还不如震前。不少基层干部也因灾变得一无所有,让他们的心理压力更为严重。

北川县委县政府目前在安县安昌镇临时办公。记者在镇上走访时看到,许多部门都是靠租民房办公兼住家。目前在安昌镇,租一套二室一厅的房间一年需要4000元到6000元,这占到当地基层干部平均年工资的1/3左右。在重灾区绵竹市,由于市里房屋仅有10%左右可以居住,当地干部基本都居住在板房区里,今后住房如何解决也成当地基层干部一个生活难题。

北川一位干部说:“北川新县城选址仍然没有最后确定,大家都租房住着,有种无家可归的感觉,盼望国家早点定下来,我们心里也有个盼头。地震过后,许多基层干部同样也成了一无所有的灾民,北川基层干部平均工资在1300元左右,有的原来是两口子拿工资,现在只剩下一个,住房、穿衣、吃饭样样要花钱,现在物价又高,生活压力很大。现在大家比较关心干部津补贴这一块,北川的还没兑现,希望能早一点落实。”

冯斌告诉本刊记者:“‘津补贴’是由地方财政拿钱,有的地方有财力已经兑现了,北川县一直还没有兑现。比较棘手的是津贴只针对公务员身份,事业单位没有。但大家都受了灾,工作都很繁重,能说给谁不给谁吗?操作不好就容易引起矛盾,打击大家的积极性,所以我们不得不慎重研究。”

胡凌飞说:“汉旺镇是此次地震的极重灾区,也是基层干部伤亡最惨重的一个乡镇。我来到这里后发现,幸存的干部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成为当地群众的主心骨。但实际上,这些干部家里受灾并不比其他灾民轻,但现在他们的收入还不如震前。平时工作已经够辛苦了,回到家里还要面对家人,如何解决家人的生活、住房,也是他们的一个困惑。”

多位基层干部向本刊记者说:我们是干部,群众眼睛都盯着我们。哪怕家里再困难,都不会、也不敢在第一时间提出来。不管实际上有多苦,在外还得“风风光光”的,回到家再忍受家里的怨言。

基层干部急需心理危机干预

“事实上,目前整个地震灾区,基层干部的心理危机干预很大程度上仍处于空白。”张伟认为,“灾害后的3到6个月是心理危机的集中爆发期,灾难初期的紧张情绪逐渐缓解后,失去亲人、失去父母儿女的心理打击会变得日益沉重,大量心理问题将在这段时间暴露出来。尤其是基层干部是压力的集中点,上级的任务,群众的要求,全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心理状态特别需要关注。”

目前,四川地震灾区经过培训的心理干预人员不足2000人。来自广东珠海市的心理辅导师王(山旁亘)地震后一直在四川灾区辗转进行心理辅导援助:“我们的人手根本不够,仅是学校心理辅导工作就忙不过来了,根本无力做基层干部心理危机干预。而且由于他们都是成年人,大多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工作经验,需要更有经验的心理辅导师。”

提及对干部的心理干预治疗,罗应光说,“绵竹市在7月份开展过一次,这也是对基层干部开展的惟一一次心理干预治疗。但对于我们这些干部来说,专家让我们学会放松,学会自我减压,我们听完都哭笑不得。灾后重建任务那么重,怎么可以做到专家说的那些呀!震后干部都是连续作战,从来没有一天假,后来实行轮休后,每周才可能休息一天。”

“董玉飞事件对我们是一个警醒。”冯斌说,“大地震造成北川县干部遇难466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1/4,而家中有亲人遇难的干部人数则无法统计。我们也早就考虑到基层干部的心理问题,也采取了一些组织措施,如国庆前就实行了强制轮休7天,但工作实在太繁重了,有些问题想得到,但没有条件去解决。”

今年7月到8月间,北川县委、县政府带队,把全县64个部门、20个乡镇组织起来,集体慰问家属遇难的干部职工,遇难干部职工家属,遇难离退休人员的家属。各单位也自己开展了思想交流会,消解干部职工的心理问题。此外,对家中有亲人遇难的、确有特殊困难的基层干部进行岗位调整交流,并火线提拔了79名抗震救灾中表现突出的基层干部。

冯斌说:“我们能做的,也就是通过组织措施,争取在党政系统内,消解大家的心理矛盾,鼓励大家奋发向上,但我们广大基层干部确实也需要专业的心理治疗。前一段时间任务繁重,无法大面积解决,现在灾区工作进入常态,县里考虑分批安排部分干部异地培训,重点就是心理辅导。”

不要再出现第二个“董玉飞”

董玉飞自杀事件,被网民称为“一个用生命换来的警示”。社会各界人士和网民同时呼吁——“减压、减压,不要再出现第二个董玉飞”。

达州市一名叫做“关心干部”的网友在帖子中这样写道:“干部也是平凡的人,在受灾期间身先士卒,抢险救灾,恢复重建,还要承受丧子之痛,真的不容易!更希望组织多关心,群众多支持,社会多理解!愿逝者一路走好!”

张伟认为,在对干部实施强制性轮休时,可以给他们开展心理干预培训,将心理干预的方法传授给他们,这样既可以解决干部心理压力过重问题,同时也可以解决地震灾区心理干预专业人员不足的问题。

“需要针对政府官员采取强有力的切实干预措施,应利用媒体等手段,加大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宣传,灾区的心理援助一刻也不能放松。”四川绵阳市卫生局局长雷百灵说,政府官员如果有健康良好的心理状态,也会促进和提高灾后重建工作的效率。同时,也可以考虑适当提高地震灾区干部的薪酬,帮助受灾较重干部解决家中的实际困难。

张伟还建议,应当尽快开展心理援助的课题研究,“目前,四川省已开设了一个‘512’大地震之后心理危机干预研究课题,将建立一个完善的震后心理干预数据库,目前已通过专家论证,正等待国家审批。这样的课题研究,对解决今后我国发生类似重大灾害后的心理干预有重要指导意义。”(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江毅叶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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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江毅叶建平   编辑: 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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