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

“监察迪斯尼”看似一场并不成熟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样本。在这场暗访行动的背后，大学生如何接触和了解社会，一直是个引人思考的问题。

曾经于2008年“监察可口可乐”的浙江工业大学男生王伟说:“社会是一本厚厚的书，我们的阅读才刚刚开始。”

集体性沉默

关于迪斯尼的调查报告发布后，李闻等人一直心存忐忑，他们担心这场未经批准的暗访，会使社团运作受到干涉，进而影响个人的学业与前途。

然而，这种忐忑面对同学时便不再存在。“其实根本就没和同学提这事，不是保密，而是说了也没人关心。”董静说。

董静的寝室有4个女生，每人都配置了电脑。休闲时光内，女生们喜欢下载韩剧和在QQ上偷菜，几乎从不讨论社会话题。

“曾经想和她们讲我暑假做了什么，但估计没人感兴趣，也就不想说了。”董静说。

一样沉默的还有吴涛。他说，目前的大学校园内，社会问题并不是关注的主题。他身边的同学上网时，几乎从不浏览社会新闻网站。他们更多看的是体育新闻和游戏资讯。

对于社会热点事件的了解，往往依靠QQ上弹出的即时消息，“但也只是扫一眼标题，不会点进去细看”。

吴涛宿舍内配有一台电视。大一时，同学们经常聚在一起，观看新闻联播，但自从纷纷配置电脑后，这种场景便不复存在。

校园内的海报更能反映焦点的转移。街舞、轮滑等海报前往往人头攒动。在江西农业大学校门前，一则远游烧烤的启事最受追捧，下面写有联络方式的小纸条已被撕光。

李闻和吴涛所在的三农学社，每年大一招新时，总有大批学生因新奇而加入。而大二大三时，这些会员便开始陆续退会，坚持下来的老会员寥寥无几。

“关注社会问题的人的确比较少，可能别人知道暗访这事，也会说我们傻吧。”吴涛说。

在济南，李月曾给同学讲述暗访经历。“没说两句，他们赞叹了几声，话题就被转移了。”

90后男孩王海认为，他所参与的暗访属于“非主流”行为。“大家忙学习的忙学习，忙游戏的忙游戏，像我们这种行为可能比较古怪。”

王海的寝室已经类似于一个小型网吧。每晚睡前，男生们都在呼喊联网游戏。王海几次想谈谈暗访行动，但最终没有开口。

调查的初衷

在王海看来，沉默的氛围说明大学校园开始与社会渐行渐远。他说:“以前说大学生是象牙塔里的，我看现在倒像是在乌龟壳里，逃避现实，不愿接触社会。”

王海说，他参与暗访迪斯尼代工厂的初衷，就是想看一眼社会的真实模样。他把这次打工看做一次学习，“我没想过拯救底层工人那些深远的意义，对我来说，这就是一次宝贵的社会实践”。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董静，“一方面通过我们的努力改变工厂现状，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观察社会让自己成长”。

对于大四学生李闻、周丽和李月来说，她们把这次暗访看做是接轨社会前的“预演”。周丽说:“社会与想象中差很多，这次暗访让我有了个心理准备。”

李闻是社团工作的爱好者。即将毕业的她，将就业目标定位于参加社会工作团体。她把完成这次调查，视作对自己的锻炼。

暗访给大三学生吴涛带来的是底气。他已决定毕业后回农村发展。“这下我知道我最差也能在工厂找到一份工作，不会像以往一样老是不自信。”

吴涛认为，当前的大学生其实已和社会脱轨，脱轨的原因便在于拒绝接触社会。

“学校里分三类人，一类是玩游戏谈恋爱醉生梦死的，一类是努力学习关注个人发展的，还有一类就是我们这些关注社会问题的，但人数少得可怜。”吴涛说。

另类的突围

2008年，就读于浙江工业大学的王伟曾有类似举动，他发起了“可口可乐监察小组”，同样对可口可乐代工厂进行过暗访，并发布了调查报告。

王伟说，对可口可乐的暗访，起因也是不满现状，希望更好地了解社会。他说，目前大学生接触社会的渠道有限，大多是依靠学校组织的社会活动，“但往往这种社会活动流于形式化，根本看不到社会的本来面貌”。

王伟举例，学校有一次组织他们到公司考察，结果只是听公司领导作了一个报告，报告中基本上都是空话，“明显是走过场”。

而李闻等人也表示，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往往局限于所学专业，“比如我们学农学，就往往到果园等地实习，范围很窄，离开专业，便对社会一无所知”。

当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无法满足大学生的欲望时，学生暗访便成为一场另类的突围。2008年，“可口可乐监察小组”开了内地学生自发暗访调查的先河。而在香港，2005年便成立了“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组织，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投身到和社会的“零距离”接触当中。

然而，相比专业调查而言，学生调查并无优势。王伟认为，学生暗访存在一定风险，不可能作为社会实践的常态普及和推广。

社会有多远

事实上，大学生社会调查早已写入大学教育的相关规定中。

2005年，教育部等部委曾联合发文建议:高校要组织大学生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在校期间每人至少要开展一次社会调查，写出一篇较高质量的社会调查报告”。

然而，媒体的反馈报道并不乐观。高校组织的学生调查开始逐年流于形式。

2008年，被称为大学扩招之父的汤敏博士在新民教育论坛上指出:“我们的大学生应该充分利用在校学习的几个假期接触社会。我指的接触社会，不是学校组织的那种扶贫、做公益，当然那很重要，也不是那种与所学专业有关的社会实习，更不是那种个人摸爬滚打式的打工赚钱。”

汤敏认为，最好的模式是，“累计用上几个月时间，灵活、自由地到多种类型的单位打打工，国外称之为暑期实践”。

而李闻等人的举动，颇似一场变形的暑期实践。在迪斯尼工厂的经历，给他们上了远比课堂精彩的一课。

“可口可乐监察小组”负责人王伟说，希望大学教育能加强社会实践环节，给学生了解社会更多的空间和机会。

他说:“社会是一本厚厚的书，我们的阅读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