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大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联及现实社会影响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中进一步指出:“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有吸收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制。”[4]这种对当代世界思想文化状况的描述也十分适合中国自身的情况。

1、自由主义的沉浮

自由主义在中国流行时间长，近年来势头虽有减弱，但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自由主义思潮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在中国出现以来，其思想内容与形态没有显著的改变，但存在的现实条件和社会心理背景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80年代，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主要的社会心理基础是“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所谓“移情”效应。西方社会及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新的希望和理想，填补了中国社会遭遇巨大挫折后留下的心理空白。除此之外，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所需要的社会形态条件，在当时的中国还远没有出现。而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缺乏必要的经济社会方面的基础，但作为观念形态的自由主义能在很大程度上引领80年代中国的思想潮流，其重要的历史机遇在于，它和上了当时中国社会思想转型的节拍，这就是转向西方寻求真理、寻找出路。反思自我和向西方学习，可以说是80年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甚至还可以说，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在为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知识界设定议题。社会思潮的引领者，首先是思想议题的设置者，同时又是社会问题的主要阐述者，自由主义在80年代的中国扮演的正是这个角色。

自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的际遇发生了重大变化。可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从有利的方面看，80年代所缺乏的而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应当具备的社会形态条件出现并逐渐地发展起来了。这就是由于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形态基本上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至少在覆盖城市的“计划体制”内部是一种“同质”社会，官民一体，“国家”与“社会”基本是同一的。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依据的社会问题，或者说，反映的社会矛盾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即自由主义所说的所谓“公民社会”的存在，这是自由主义生存的真正的社会历史空间。在这一空间中，自由主义主张限制国家及政府权力，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这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和主要的现实诉求。由于市场经济的形成、国家与社会一定程度上的分离以及权力—权利问题的产生，中国的自由主义终于结束了80年代以来的那种“漂浮”状态，在社会现实中找到了自己的对应物。从这个意义上看，自由主义将有理由、有根据在未来中国长期存在并产生自己的影响。从过去的情况看，自由主义在推动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和培植中国社会的权利意识方面发挥了作用，今后自由主义思想还将在这些领域中产生影响。

但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也遇到了麻烦，中国的政治生态出现了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自由主义的变化趋势。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流向的变动、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和中国的崛起，90年代以来，中国与外部、中国与西方关系，正在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以中美关系来说，中美之间结束了战略合作关系，逐渐转变为战略竞争关系。这是中国与世界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战略变动的综合结果，对未来的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也将极其深远。对于中国的思想界，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简而言之，这种变局意味着有关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议题发生了变化。而时代精神、时代主题，正是影响社会思潮起伏变化的最直接的重要因素。如何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特别是在与西方的竞争与冲突中，实现国家崛起、民族复兴，是今日中国社会之主题，未来数十年这一问题并将越发突出。显然，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一个外围国家，欲于当今险峻的国际世界格局中异军突起，实现民族复兴，国家民族的权力与利益将大大优先于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这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将长期面对的逻辑困境。

基于这样的原因，自由主义已经失去了原先的势头。如果和80年代做一个对比，这种变化趋势就显得更加清晰了。在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中期，西方观察家们一直喜欢把中国的政治家分为“改革派”与“保守派”，并将希望寄托于所谓的改革派身上。但近年来这种西方的观察家们似乎不再有兴趣做这样的分类了，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一直在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决不搞西方民主政治，决不走西方的道路。西方的观察家已经很难在中国政治高层找到可以寄托希望的所谓自由开明的改革派人物了。而原来受到自由主义很大影响的普通党政官员则变得越来越务实，越来越认同现行路线，这种氛围似乎使得作为另类思想的自由主义的吸引力变小了。在除经济官员以外的中国党政官员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向。

也许更让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忧虑的是，即使是在青年学生中思想的流向也在转变。2003年底，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举办了一次大型的针对青年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抽样调查，范围涉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20所大学的学生和青年教师。[5] 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属于社会“精英”层次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中国现行制度和发展道路基本持肯定和相当乐观态度，国家民族意识继续保持了90年代以来的上升势头。调查报告显示，在回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景时，31.3%的被访者选择了“坚定不移地走下去”，45.8%选择“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小调整”，两者相加为77.1%。12.1%的被访者认为“若干年后要做根本调整”。在回答对未来预期的问题时，66.9%的被访者认为未来“肯定能”“过上更好生活”，26.8%的被访者认为“或许能”，两者相加高达93.7%。上述两组问题及答复的交叉显示青年知识分子具有较高的政治认同度。对于某些经典的自由主义理念，如“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好政府”，表示“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相加仅为16.1%，而表示“很不赞同”为25.5%，“不太赞同”的32.9%，两者相加为58.4%。[6]

如此的分析论证，并非是说自由主义已经势微。面对今日之中国，自由主义依然有其强势话语，如政治批评依然是自由主义的利器，自由主义将中国社会严重存在的腐败、官僚主义现象甚至分配不公统统归于政治上的集权，并以此要求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改革。即使在今天，自由主义的批评性话语和否定性思维方式，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甚至部分党政官员当中，仍有相当的魅力。这样的声音，更获得了期盼更大自由的新兴企业家阶层的广泛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