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主义思潮:来自西方的“理想国”

自由主义思潮是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出现最早、流行最广的社会思潮。所谓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根本上来说，是试图效法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模式，全面改造中国社会，使中国融入所谓世界潮流的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1976年的秋天是中国的“多事之秋”，9月毛泽东主席去世，距他去世不到一个月“四人帮”被捕，中国的政治方向发生急剧转变，毛泽东倡导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失败。急剧的政治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变革，对中国社会乃至人民的心理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冲击，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造成了一次巨大心理挫折，迷惘是那一时期年轻一代的思想基调。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中国思想界随之发生了一次影响巨大的“移情”现象，当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完美理想破灭之后，人们需要另一个完美理想填充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世界。当然，这个新的“理想国”就是“西方”。西方意识形态及文化附着在中国对外开放形成的经济流、物质流之上汹涌进入华夏大地。

“启蒙”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80年代发动的第一场思想运动。李泽厚等80年代在中国相当知名的知识分子，提出中国自19世纪以来，民族危机引发的包括共产主义革命在内的“救亡”运动压倒了用西方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建立新世界历史观念及公民意识的“启蒙”运动。因此，当代中国社会需要补上“启蒙”这一课。他们要求以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启发中国民众，特别呼唤知识阶层的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他们特别热衷于对个人价值的重新发现和肯定，热衷于人道主义的张扬，并在80年代中期以后掀起了所谓“文化热”，以引进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批判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的现实。1988年由中央电视台反复播出的著名的电视政论片《河殇》，集中反映了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以及世界的态度，其核心理念是:以黄色为象征的中国传统的“大陆文明”已经死亡，中国的出路在于投入以蓝色为象征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海洋文明”。

在8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自由主义取得了主流地位，被普遍地赋予了真理性和正义感。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曾经用“80年代的共识”，来形容80年代的自由主义在中国思想史上所获得影响和地位。

1989年的政治风波被平息后，自由主义一度陷入低潮，曾经许多活跃一时的自由派精英人物纷纷流亡西方。但经过一段沉寂之后，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再度“浮出水面”。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于1998年12月25日，在发行量很大的报纸《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文章《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该文提出，90年代自由主义以知识分子学术思想为形式再度出现，“1998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之一，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理立场浮出水面。”

“那么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 朱学勤进而全面解释了自由主义的“学理立场”，他说:“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

朱学勤回顾了90年代自由主义回到中国公共话语的历程。他说:“在中国的这一百年，自由主义得到言说的机会却并不常见。1957年以后，这一学说基本沉默。进入八十年代，它重新发育，但一开始只能借用其它学说的理论符号。只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在知识界明显分化以后，它才逐渐浮出水面。1997年11月中旬《南方周末·阅读版》第一次以整版篇幅发表学术文章，纪念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逝世，可能是这一言说从学术圈走向公众的一次尝试。3个月后，《顾准日记》于1998年2月正式出版。李慎之先生为此书作序，将顾准先生的思想追求明确表述为‘自由主义’:顾准实际上是一个上下求索、虽九死而无悔的理想主义者。……因此说他放弃的是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毋宁更切合他思想实际。”“李慎之先生在这里是第一次破题，发出了1998年自由主义言说的第一声。1998年5月，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在多声部合唱中庆祝百年诞辰，刘军宁编辑出版《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凸现了北大自由主义传统。李慎之再次作序，以他那一代人的特有语言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

朱学勤教授是公认的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中一位代表性人物，他对自由主义从隐蔽到公开历程的回顾应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如朱学勤所言，自由主义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经济、政治诉求的思想理论。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1997至1998年间公开了他们的思想理论纲领，自由主义成为一种公开思潮，一种舆论。它的公开化的过程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及政治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市场化进程大大加快，私有经济迅速成长。自由派知识分子曾经将80年代“民主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私有经济发育的不成熟。而90年代市场化、私有化程度提高而导致的中国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再次燃起了他们在中国推行自由化和新一轮“民主运动”的希望。

互联网上广为传播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刘军宁的一篇题为《私有财产权:宪政的命门》文章，概括地表达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将带来的政治后果的期待。他的主要看法是:“财产权是民主的前提条件。……财产权与民主的相关性，根本一点在于，财产权改变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公民对这种关系的理解。……财产权开辟了属于公民私人的自治领域，在这一领域之内，公民可以享有自由，而政府不得任意侵入。……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若要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修改旧宪法，通过新的宪法条款来确保私人财产安然无恙。”

自由主义并非中国本土思想，而是以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特别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当代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来源。它和80年代所谓启蒙思想或者说与曾被官方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同源同理，“90年代的自由主义对80年代文化热中的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基本持肯定态度，并与之有一种继承、发展关系”。

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是，政治上，主张恢复被“打断”的自由主义传统，提出走“以英美为师”的老路。经济上，声称人间正道乃私有化。文化上，主张发挥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培育发展西方式精神文化。

自由主义思潮在政治取向上基本否定了中国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秉承的政治信念和道义基础。他们说毛泽东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仅糟蹋了哲学，也糟蹋了社会”，“毛泽东的命题都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命题，而每一个命题的实践展开和逻辑结果却都是这样可怕”。他们批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思想地位，说“竭力反复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抑制不住地要产生繁琐、独断的印象”，“马克思主义和宗教没有区别，其本质在于求善而不在于求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都带有空想成分，激情多于真理”。

关于中国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张，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始，中国大陆才从以俄为师之歧路旁出，回转以英美为师的老路，回归近代文明的主流。众人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只是说明这一回转在主观认识上很不自觉，思想清理很不彻底，挤着推着摸着甚至是拉着走，才有20年里种种回潮、漩涡与悲剧，可谓一步三回头。“从1919年到1978年，曲折起转之间，‘轰动’60年，整整一个甲子，至少虚掷了三代人的血泪精华”。

自由主义思潮的经济学观点，集中于倡导产权改革及在国有、集体经济领域实行私有化。有论者认为“八九风波”后中国迎来了又一次“思想解放”，认为限制私有制是“戴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项神秘的无形紧箍咒”。这种“咒语必须由另一个法力更强的咒语来破除，在现代中国，法力最强的咒语莫过于:“私有制万岁！”。“中国绕了一圈，蓦然回首，出路是在私有制。我们对私有财产的所有制是应该看定的。”自由派人士还直言不讳地称道中国新生资本家阶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把那些‘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召唤到社会主义市场上来，成为‘新的幸运骑士’”。他们更坦言:新的幸运骑士“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寻觅和召唤他们在思想上的代言人”。“市场经济方针的确立使经济自由主义的旗帜鲜明地亮出来”。

毋庸讳言，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与中国正在形成中的新资本家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自由主义一方面自觉不自觉地为之代言，同时又在扮演着哺育新阶级意识的乳母角色；另一方面，蒸蒸日上的新阶级又为自由主义提供着更加肥沃的社会土壤和资源，并在精神上鼓舞着自由主义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