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原载于2007年4月8日《经济观察报》）

　　很快，我们就将忘记有过一家叫做科龙的电器公司，尽管在六七年前，它还是中国家电业最具现代气质、资产质量最好的公司。我们也将很快忘记有过一个叫潘宁的企业家。

　　1984年，在广东顺德的容奇镇(2000年2月与桂洲镇合并改名为“容桂镇”)，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做试验品，凭借手锤、手锉等简陋工具、万能表等简单测试仪器，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那一天雷雨交加，他独自一人冲进大雨中嚎啕大哭。

　　潘宁是容奇镇工交办公室的副主任，当时的广东城镇开办企业成风，其中很多能人都是乡镇基层干部出身，他们是当地观念最超前的人，更关键的是能够整合各方面的资源。潘宁造冰箱，在技术上靠的是北京雪花冰箱厂的支援，在资金上则是由镇政府出了9万元的试制费，所以，这家工厂成了“乡镇集体企业”，这一产权归属最终决定了企业家潘宁的悲情命运。这年10月，珠江冰箱厂成立，冰箱的品牌是“容声”，潘宁出任厂长。

　　企业初创的艰辛，可以想见，那个时候的乡镇企业还颇受人歧视。潘宁到当年北京最著名的西单商场推销冰箱，一位科员跷着腿问他：“容声是咋回事呀？是啥级别的？”潘宁说：“我们是乡镇企业。”那位科员当即下逐客令。1986年，潘宁请香港影视明星汪明荃代言冰箱广告，因为汪是全国人大代表，广告要播出须请示上级，报告打上去，如石沉大海，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则广告只能在地方电视台播出，却上不了中央电视台。

　　这些身份的歧视和制度性的打压，并没有给科龙造成致命的困扰，就跟当时所有的乡镇企业一样，潘宁和他的团队反倒增强了竞争能力。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知名的冰箱企业都是靠引进生产线而起步的，在那几年，国内先后引进79条冰箱生产线，从而引发了一场冰箱大战。在这些冰箱工厂中，珠江冰箱厂是身份最为低微的一家，然而却靠款式的新颖、质量的上乘以及营销的灵活而渐露头角，潘宁尽管不是专家出身，却视质量和技术进步为生命，他请汪明荃代言广告，策划人员苦思了一大堆花哨的广告词，最后他圈定的却是最平白的一句：“容声容声，质量的保证。”

　　到1989年前后，珠江冰箱厂的装备和规模已经不稍让于国营工厂。这年冬天，《经济日报》记者在对工厂的访问记中惊讶地写道：“这家位于顺德容桂镇的乡镇企业拥有固定资产8000万元，进口设备占45%，许多大中型国营企业都不具备如此好的条件。该厂的原则是，谁的最好就买谁的，整条生产线长达六公里，全是由欧美、日本的最好设备配套组成的，这又是许多大中型企业望尘莫及的。”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容声冰箱成为最知名的家电品牌，在全国市场上，则形成了“北海尔、南容声”的双雄格局。

　　在公司初创期，一直非常重要的事实是，珠江冰箱厂的壮大与顺德地方政府的全力扶持是分不开的。

　　当时的华南地区，领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先，地方政府对企业扶持不遗余力，因此带来“镇镇点火、村村冒烟”的繁荣景象。在所有市镇中，顺德、中山、东莞、南海因经济最为活跃而被称为“广东四小虎”。顺德位居四小虎之首，其对科龙的全力扶持堪称典范。有个例子一直被人津津乐道：1990年代初期，潘宁要扩建厂区，但是容桂镇上已无地可征，镇领导摊开地图，仔细盘算，最后决定炸掉镇内的一座小山，将之夷为平地，让潘宁建车间。有记者对此感慨不已，称，“若其他地方政府都这样替企业着想，哪有经济发展不起来的道理？”因此用了《可怕的顺德人》为报道的标题。

　　由于政府的开明与倾力支持，当时的顺德的确非常“可怕”，全国家电产量的1／3在广东，而顺德就占去了半壁江山，它是全国最大的冰箱、空调、热水器和消毒碗柜的生产基地，还是全球最大的电风扇、微波炉和电饭煲的制造中心，容声、美的、万家乐和格兰仕并称中国家电四朵金花，在这一年评选的全国十大乡镇企业中，顺德竟赫然占去五席。

　　1992年1月底，正在广东等地南巡的邓小平专程到珠江冰箱厂视察，这家国内最大的冰箱制造工厂装备了全世界最先进的生产线，站在宽敞而现代化的车间里，邓小平显得非常惊奇，他问：“这是什么类型的企业？”随行回答说：“如果按行政级别算，只是个股级；如果按经济效益和规模算，恐怕也是个兵团级了。”邓小平在厂区参观时，感慨万千地连问了三次：“这是乡镇企业吗？”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提及那句日后闻名全国的邓氏格言：“发展才是硬道理。”

　　在邓小平离开工厂后，北京有关机构公布了全国家用电器产销排行榜，珠江冰箱厂荣登“冰箱产销量第一”的宝座，在这个位置上，它一直稳稳地坐了8年。

　　邓小平的三声感叹，让潘宁名播天下。此时的他已经年届60岁，按惯例到了退休的年纪，不过没有人敢公开地提这个敏感问题。连他自己也没有觉得到了退下来的时候。

　　除了年龄的敏感外，一个更“提不得”的话题是，企业的产权归属到底有没有清晰化的可能。珠江冰箱厂尽管由潘宁创办，但在产权上则属于镇政府。潘宁当时的处境十分的典型，珠江厂日渐壮大，而经营团队则无任何股权，潘宁多次或明或暗地提出，希望镇政府能够在这方面给予考虑，可是得到的答复都含糊其词。另一个让他头痛的事情是，容声冰箱畅销国内后，由于这个品牌的所有权归镇政府所有，一些镇属企业便乘机用这个牌子生产其他的小家电，严重地干扰和影响了珠江冰箱厂的声誉，而对此潘宁竟无可奈何。

　　于是在1994年，潘宁决定另辟蹊径，他将企业变身为科龙集团，宣布新创科龙品牌，进军空调行业。在他的谋划中，科龙品牌归企业所有，由此可逐渐摆脱政府的强控。他的这种“独立倾向”当然引起镇政府的注意。也就是从这时起，潘宁和企业的命运变得十分微妙起来。

　　1996年，科龙电器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融资12亿元，成为全国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乡镇企业。潘宁雄心万丈地四处攻城略地，他先后在辽宁营口和四川成都建立了两个生产基地，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物流运输的成本。一个尤为重要的决策是，他宣布将投资10亿元人民币在日本神户建立科龙的技术中心。当时的现状是，中国的冰箱企业靠“价格割喉战”迅速地击败了早先在中国市场上靠品牌优势而获得先机的跨国企业。但是潘宁知道，要稳固本土企业的市场战果，则必须在技术上拥有核心的开发能力。当时所有的国产家电企业，其实都还是一些装配工厂，其核心部件仍然需要从国外引进。全球冰箱的核心技术都被日本东芝、三洋及松下等公司所掌控，所以将技术开发的前沿延伸到日本本土去，是一项成本很高、但却将有奇效的战略。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潘宁很激动地说，“如果不能在有生之年装出一台百分之百的中国冰箱，我们这代冰箱人愧对后人。”

　　可惜的是，潘宁的这种“决战思维”在他退出后竟成绝响，以至于十年后，中国冰箱产业的核心技术空心化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1997年，科龙实现营业收入34亿元，利润6.6亿元，被香港《亚洲货币》杂志评为中国最佳管理公司和中国最佳投资者关系公司，俨然是中国制冷业乃至家电业的希望之星。然而，也是从这时开始，地方政府对科龙的掌控变得直接起来。这家品牌显赫、效益绝佳的企业成了政府官员调控地方资源的一个最佳工具。1998年12月，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科龙集团突然发布公告，潘宁辞去公司总裁职务，第二年4月，卸任董事长。他的所有职务都由多年的副手王国端担当。

　　根据很多当事人的回忆，潘宁对此次宣布并无思想准备。在整个1998年，他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他想收购成都一家军工厂的车间，将之改建成冰箱生产线，还到河北等省份洽谈建设北方生产基地的事宜，据这段时间与潘宁有数面之缘的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观察，“潘宁下岗，其实他对此没有做好准备，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他一直四处奔波。”

　　潘宁几乎没有对外界做任何辞职的解释，他迅速做出了移民加拿大的决定。为表示自己的彻底隐退，他与科龙约法三章：“不保留办公室，不拿科龙一分钱退休金，不要科龙一股股份。”他对媒体记者发表的最后一段讲话是，“现在退下来，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好多知名的企业家，有的升了官，有的没有后继力，还有的犯了错误，极个别的上了刑场。像我这样干到65岁的企业家，屈指可数。我光荣退休，确实好荣幸。”他对外宣称有六个“退休计划”：学打高尔夫，学摄影，学开车，学太极拳，读点近代史，陪太太外游。一位科龙旧部曾记录一个细节：老潘临别科龙时，曾“口占一绝”留赠部下做纪念：“服务乡企数十年，纵横家电愤争先。闯破禁区成骏业，寄语同仁掌霸鞭。”

　　有人指出，诗中的“愤争先”一句有点别扭，是不是“奋争先”或“纷争先”的笔误，潘宁肃然地说，就是这个“愤”，发愤图强的愤，悲愤的愤。

　　潘宁离开科龙后，尽管日后风波不断，他却再没有对这家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企业说过一句话。每年清明，他必由国外归乡扫墓，然后又悄然出境，几乎与科龙旧人再无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