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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如何解决“社会差距”

2010年06月02日 16:54
来源:今晚报 作者:刘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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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富济贫”为减压

从经济发展史看,大凡经济快速增长,总会产生社会扭曲,形成执政压力,一旦失控,难免“车毁人亡”。日本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政府不惜丢失“公正”,也要维护“平均”。其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对高生产率企业、高收入群体及快速发展的核心城市,提高税率,然后将税收再分配给偏远地区,补贴给低生产率的农业、落后的服务产业等。这也曾被称为“向后看的杀富济贫”。

从结果看,当时的日本正是用这套政策,完成了“社会再分配体制”建设。而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转移”、所得税的源泉征收、累进递增,实现了举国一致的“中流社会”,极大地减轻了社会扭曲带来的执政压力。

企业稳定则社会稳定

日本的“中流社会”,不仅表现为收入差距的最小化,还表现为国民社会地位的均等化,道德、行为准则的一致化,以及经济、社会、政治的协调和系统化。在企业经营上,战后日本企业通过实行内部晋升、终身雇用以及年功序列等制度,形成了“不用物质刺激的激励机制”。在日本,“终身雇用”并不是企业的承诺,而是一种“默契”。正是这种默契,给员工发出了明确信号:只要勤奋、奉献,就可长期被聘用。“论资排辈”(年功序列)更以员工表现为前提。同时,在职务晋升上,这种“年功”又是绝对的参考指标。爱岗、勤奋、工作成绩和对企业的奉献精神、归属感,取代了“金钱激励”。

员工对企业的归属与奉献,是以“企业的存在”为前提的。企业破产与被收购,显然无法保证员工的自觉奉献。企业的存续与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息息相关。自上世纪60年代,为应对“资本市场开放”,避免企业并购,日本政府推动企业确立了“相互持股制度”,即银行、企业、商社相互持股,共保利益。同时,企业的单股定价高不可攀,个人无法炒股,衍生了国民高储蓄率。而大藏省对银行的保护制度又给国民储蓄吃了定心丸。高就业、低失业与高储蓄,形成了“中流社会”的基本骨架。

特别强调“社会公平”

稳定农村、尊重农民,维护社会基础,是日本“中流社会”的另一条经验。尽管日本的农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但日本政府对农民利益和地位的保护毫不含糊,坚决抵制牺牲农业,换取经济高速增长。战后,日本经过农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针对经济高速增长,又实行了严厉的土地征用管制,从未搞过“农民大迁徙”,相反,鼓励农民根植于土地,将农业植被看作国土保全、维护环境的手段。

农村的自然景观、山涧的原始状态,与农民自由而有序的活动,形成了农村稳定、繁荣的新气象。日本政府还通过高关税,如大米进口关税高达700%多,有效保护农业。与此同时,大力发展从中央到地方的金融公司,给农民提供账户,使农民有金融保证。“农民”成为“受尊敬的职业”。

甚至轨道公共交通系统,都扮演了“社会公平”角色。战后,日本没有借鉴美国城市发展模式,而是积极发展铁路系统。国民一致,没有特权;局长通勤坐电车,一点都不新鲜。由此形成了“自然的公平,天然的和谐”和浓郁的“集体意识”。

小泉改革的败笔

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中流社会”是日本维护经济速度与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但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世界的变化,美欧不容日本经济世界第一,使日本面对全球大竞争压力。过去那种“杀富济贫”、“向后看齐”的制度,无法保证日本的全球竞争力。

因此小泉上台后,依据美国模式,推行企业制度、金融制度以及行政、财政全面改革。但引起了中小企业破产风潮,也导致“终身雇用、年功序列”的治理方式变调,正式员工急剧削减、派遣工、小时工比例上升,既不学习,也不工作的“自由人”随处可见;“大学毕业便待业”已司空见惯。人们对未来充满不安。特别是央行的超低利率政策,让百姓存款利息打折扣,财富缩水,社会差距拉大。 (摘自3月15日《国际先驱导报》)

凤凰网评论频道基于传递新闻价值之必要,特补发《今晚报》2007年03月23日标题为《日本如何解决“社会差距”》文章,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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