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籍家长反对开放异地高考，说到底是不愿意因户籍带来的特殊福利被稀释。

改革触动既得利益，有反对声音实属正常

在高考权利上，京籍家长与外来务工家长之间的利益冲突，将随着异地高考的放开而被迅速催生。尽管国务院在今年8月30日出台了《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其中便强调要放开异地高考的同时要确保本地考生的权益不受影响。

但实际上，诸如京沪这些城市的考生家长都明白一点，只要口子开了，那么其中的变数就会存在，短期内通过增加录取人数或许可以作为过渡政策，长期看本地考生的“既有优势”将会被外来考生“抹平”。正是基于对蛋糕变小的忧虑，从捍卫自己利益的逻辑出发，部分京籍家长才会理直气壮地反对放开异地高考。可以说，在外来务工家长话语权较弱的背景之下，一部分为外来务工家长呐喊的学者正在与部分京籍家长之间启动一场论战——一场关于公平，关于权利的论战。[详细]

但反对者给出的理由站不住脚

其实，京籍人士反对放开异地高考，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在利益博弈日益复杂化的当今，任何改革的推动都少不了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放开异地高考也是如此。简单分析不难发现 ，报道中京籍人士所称的“外籍孩子素质极差，带坏了本地小孩”“不断涌入的外地人口，严重影响了本地居民的正当权益”等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比如，说外地孩子素质差，带坏了本地小孩，这有何依据？即便有些个案，那就能以偏赅全吗？“孩子都是自家的好”，有这种心理倾向不算错，但这能作为说理依据吗？还说外地人挤占了北京的教育资源，这首先要说清哪些教育资源是北京本地的，哪些资源是属于全国的。试想，如果北京不是首都，会集中这么多的教育资源吗？而即便是北京的教育资源，外地人在此工作、生活、纳税，难道就没为此地做贡献不该享受该地公共资源吗？[详细]

更何况教育公平是毋需讨论的问题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充满博弈的时代，如果没有一定的博弈能力，权利并不会自然光顾你。但即使承认博弈的必要性，博弈本身也需要一套规则。没有规则的博弈，只能演变成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网上，从一些个别京籍家长傲慢的态度来看，他们对于“丛林法则”的认可之深足以让人惊诧，对于教育公平这样一个基本理念的藐视也让人深感震惊。

要制定规则，就需要先有一个前提，即对于“公平”的认可。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教师节讲话时说：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同样的，教育公平是一种基本的公平，如果论战双方在这一点上都没有一个底线共识的话，那么讨论依然只能是依从于“丛林法则”，谁的拳头厉害听谁的。[详细]

不能因为自身利益罔顾事实和正义

其实，这些家长真正担心的，并非外籍孩子的素质问题。因为按照正常的逻辑，倘若外籍孩子的素质差，那么这些孩子的学习成绩也会差，那么就算是他们参加了高考，也根本不会对北京孩子一直为人艳羡的高录取率构成威胁。这些家长真正担心的是，随着异地高考政策的放开，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外籍学生在北京参加高考，进而挤占京籍孩子的录取名额。

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没有争议早已不可能。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个利益不断多元的社会，争议将会越来越多。而从政策制定者到公共舆论本身都需要明白，争议背后应当有一个基本共识，即对规则的尊重，对底线公平的恪守。

正如人民日报在日前的评论中所说，要在事关宏旨的议题上，于不同的意见中达成最大公约数，通过一系列手段，妥善处理不同群体、区域间的利益诉求，让发展成果为更多人分享。否则，如果因为要维护自身利益而罔顾基本事实，丧失最基本的正义能力，那么局面只会变得更加糟糕。[详细]

京籍人士原来享受优势资源和福利，并不意味着他们有继续享用的正当性。

既得利益者不会轻易放弃“特权”

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将制定政策的门槛下放给地方政府之后，地方政府如何设定门槛，将成为这项政策是否可以执行的关键。因为这种情况下，在户籍划分上享受着惯性户籍福利的人士，必然会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对地方异地高考门槛的限定讨价还价。

如此一来，政策制定的博弈过程便愈发艰难 。一方面，外来人口往往很难像本地人士那样，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 ，很好地组织均等博弈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不对等的博弈，必然会给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留下口实，因为政策制定者本人也是既得利益者之一。[详细]

地方政府与高校已形成稳固自洽的利益结构

在中国，地方院校由地方财政支撑不必多言，而掌握优质教育资源的部属院校的投入，则采取中央与地方财政共担模式。地方既然出了钱，自然要开出相应的“条件”，一些优质院校招生政策向本地学生倾斜，也“水到渠成”。

在地方政府看来，自己出了钱，对高校给予方方面面的照顾，享受一点“特殊待遇”理所应当；在这些地方的户籍居民看来，财政供养高校的钱来自纳税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享受到“特殊待遇”；在高校看来，在人家的地盘上办学，须仰仗地方之处颇多，以政策倾斜换取政策照顾，也合情合理；但在这些地方之外的人们和非户籍人士看来，“公”字头的优质教育资源被当做利益交换、瓜分，当然不公平。[详细]

高考移民等担心依然存在

部分京籍家长认为目前享有的权利就是公平的，而外来家长则认为现有的制度在保障一部分人的特权是不公平的。所以，在树立教育公平的大尺度下，还要有一个具体的公平尺度，例如孩子在北京拥有至高中毕业四年及其以上学籍的，以及父母在北京属于常驻人口的规定，就属于一种尺度的具体体现。

类似的尺度既确保了外来务工孩子的高考权利，也有利于防止“高考移民”的发生。当然，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一些不达标准的孩子已经读高三，在原籍又没学籍，此类特殊情况应该有特殊政策处置。[详细]

一场由政府社会精英共同发起的教育平权运动，使强势群体为弱者做出牺牲，以实现平等的梦想，将为社会注入持续不衰的活力。

美国教育平权运动，让出身不再决定命运

美国驻华大使的骆家辉时常提起他的早年经历——1968年，他从西雅图的一所公立高中毕业，考进了耶鲁大学。对他而言，这个转折有改变命运的意义——他出生在种族歧视十分严重的50年代，身为退伍军人的父亲却找不到工作，全家租住在6平方米大的公屋中，小骆家辉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

好运降临在他要考大学的60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平权运动在全美展开，国会于1964年通过了《公民权利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系列被统称为“肯定性行动”的法律，规定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在招工、入学、企业竞争中受到“优先照顾”。骆家辉也从此受益。

在更大的背景里，“让每一个孩子上大学”的目标正应对了美国人在全球分工时代的远大预见——公立学校系统曾经为美国培养了大量的劳工阶层，而现在，这样的工作机会早已被转移出国，未来美国年轻人的目标应该是政治、商业、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详细]

推进异地高考，开启中国教育平权之路

对于反对开放异地高考的京籍家长们，不妨抱以同情之理解。但因为开放异地高考政策是着眼于一种更公平合理高考制度的建立，且有助于进一步拆除户籍藩篱，那么就该坚定不移地予以推进，不为任何干扰所惑。

有必要指出的是，此次出台的开放异地高考政策并未一刀切，而是给北京、上海等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地区留下充分的缓冲期。换言之，对于这些地方而言，改革将是平稳和渐进式的，因此部分户籍居民过于激烈的反应亦不可取。

而除了拿出开放异地高考的政策，对于高校投入的资金分摊模式，也有必要调整和完善。若高校仰仗地方财政的局面不改变，教育资源就很难做到公平分配。[详细]

相比现实的利益，公正的价值更值得我们捍卫

相比现实的利益，公正的价值更值得我们捍卫。这既符合道德要求，也符合每个群体和个体的长远利益。罗尔斯在论述公正时提到一个思想实验，作为如何判断公正的依据，简单地说，就是假如你是高智商的火星人，被抛到中国某个地方参加高考，这时你不知自己会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你会如何设计方案，让自己免受不公？如果从现实身份和利益中跳出来，以局外人的眼光去评判，换位思考，答案就会很清晰。

当前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很多制度要经得起公正的考量和民众的质疑，否则就应废止或改进。如果我们允许以捍卫既得利益为借口拒斥改革，那社会进步就无从谈起。和其他方面改革类似，异地高考也不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是能够共赢的双方角力，只有将公正作为核心价值，尊重其他群体的合理诉求，社会航船才能顺利前行。[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