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众还认为大学是思想自由的天堂，大学兼容并包的氛围却早已被行政权力所驱散。

行政干涉学术，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根据在场听众文章描述，这位樊泽民副处长在听讲时睡觉，在熊培云演讲结束之前，他就要求熊培云加快进度，拣重点的讲。在熊培云结束演讲进入互动环节之后，他就开始了那段在网上流传甚广的讲话，甚至还打断了速记员的记录，并要求在场的人不要拍照。类似的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而在行政权力的主导下，这样的事件未来可能也将不断地发生。

自保心态让高校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大学的行政化、衙门化，让大学里的“官员”变成风险规避者，说白了：学生有多大创新成就，不是他们的功劳，但出了事就是他们的过错。所以，如今虽然十个大学里九个半把“创新求实”什么的作为校训，可没几个大学的“官员”希望学生整出“妖蛾子”，给自己惹麻烦。这种自保的心态使得高校的官员们一直在寻求最大程度的避免在自己分管的领域出现什么问题。

讲座风波本质是一场关公战秦琼式幽默

网上流传的那段视频视频，基本上是对关公战秦琼式幽默的最好解读。那位处长，可能是要以自己所处行业的规则，去要求另外一种思维的人，这就有些强人所难。所以说这种批评基本上是白批评，基本上是鸡同鸭讲，非常典型地让人看到了两种思维、两种规则的思维碰撞。更准确地说，不是碰撞，而是一方对于另外一方的冲撞。

行政化来了，上至建房盖楼，下至鸡毛蒜皮，它们无处不在。

对于老师，除了讲课行政什么都能管

一位在高校任教的老师，开小说阅读课，教务处表示不能自定义课程名称。今年可以定义课程名称了，但却被命名为“小说研究”。他表示这门课不是“研究”，而是阅读赏析，能否改名？却被告知选课系统只认教务处的命名。他感慨：上课的人给自己课起的名字却不能用。学校除了站在讲台上讲课之外，对于老师什么都能管。[详细]

对于学生，除了吃喝拉撒行政也什么都能管

对于老师都如此，对于学生就更甚了，可以说除了吃喝拉撒，生活的高校里的学生没有权力管不到的。觉得学生“思想偏激”了，那就“会商”一下吧；觉得学生办的报刊影响“安定团结”了，那就撤掉选举上来的主编，改为直接任命，更受甚者专门针对某份报刊出台一项规定，让它彻底从学校中消失；需要了解学生动向了，那就在学生中安排几个“信息员”……只有你想不到，没有行政权力做不到的。

无处不在的“行政化”已让大学死气沉沉

毕业于西南联大的何兆武在《上学记》中说，对当时的西联人来说，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想什么，都没有人干涉。如其所述，“江山代有才人出”，从概率上说，人才在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会有，问题在于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能否给那些有才情、有毅力的人们以自由发展的条件与机会。在这方面，没有大楼的西南联大做到了，并且因此立竿见影，在科学与人文领域培养出许多大师级的人物。然而今天，每所学校的大楼都拔地而起，大学精神却已日薄西山。

赫钦斯曾经说过：“如果在一所大学里听不到与众不同的意见，或者它默默无闻地隐没于社会环境中，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所大学没有尽到它的职责。”。

大学本就是自由讨论的地方

正如赫钦斯曾经说过：“如果在一所大学里听不到与众不同的意见，或者它默默无闻地隐没于社会环境中，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所大学没有尽到它的职责。”温家宝同志2007年在一所高校作演讲时引用了黑格尔的一句名言：“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他还勉励同学们要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思考，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仰望星空不仅要有纯理性的思考，更多的还是对社会状况的关心和思索、对现实和人生的道德承担、对政治和文化乃至社会的理性批判。

不是每个人讲话都必须代表主流价值观

如上所说，大学本就是一个自由讨论的空间，每一种观点都应该得到充分的表达。但是这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必须在某一种特定的话语体系下表达自己的观点。如同这位樊泽民副处长批驳熊培云的演讲不代表“主流价值观”就很有问题，学术讨论本就是个人提出各自的观点，又为何一定要去代表什么呢？他只代表个人的观点就足够了。这位副部长对熊培云的所有批评——主题不清晰，没有逻辑性，没有思想性，有哗众取宠之意、无真才实学之功——均只有结论，没有具体论证过程。学术讨论需要的是观点争鸣，而不只是权力所擅长的“扣帽子”那一套。

温家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

撇开对熊培云演讲的评价，如果是被同一学科的教授修理，倒很是正常。学者因为自己的言论接受批评，是其学术生活的一个部分。然而被权力所有者直接扣上帽子，就有点闹剧的意味了。温家宝总理刚刚说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言犹在耳，创造说真话的条件，首先要从行政权力不得随意干涉言论空间做起。[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