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红山口会议: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
2010年09月17日 21:01南方都市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1992年3月20日,我飞回北京召开了中国足协副处级以上的干部会议,一方面向他们传达部分体委主任座谈会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部署召开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的有关事宜,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准备会议的文件。

经过反复的研究,此次会议应有“工作报告”、“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等二十二个文件,涵盖了管理体制、训练、竞赛、外事、培训、宣传、财务等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文件是“中国足协工作报告”和“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这是此次工作会议的主题,更是中国足球今后发展的方向与路线。

“工作报告”的三大部分中,对中国足球和中国足协的评价最为敏感,也是新闻记者捕捉的热点。“改革总体方案”的关键是走不走职业化的道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职业足球我们能不能借用?从足球先进国家的经验来看,足球走职业化的道路是大势所趋,也是目前提高我国足球竞技水平最好的方法和措施。

这一年我刚刚四十三周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干起工作近似疯狂。我查阅了所有的文件、书籍、讲话,走访了足球圈内外百余人,听取了各种意见与建议。对走不走职业化道路的问题,我认为,先看走职业化改革这条路对不对,应该不应该,再看在我国走这条路可能性大不大。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个人甘当铺路石。

我为什么执意要走职业化的道路呢?

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职业足球已经风靡世界足坛,有些足球强国职业足球的历史已有百年,职业足球对提高竞技水平的显著作用早已被世界足球强国所认可。中国足球要不断进步,跳出现在徘徊不前的状态,必须走职业化的道路。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足球已经搞了四十年,在我这一任,矛盾与问题的积累已经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仍延续过去的管理方法显然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只有寻找新的管理模式。职业化是目前最好的方法,其具体方法与措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足球界长期以来积累的矛盾与问题。为了尽快完成“改革总体方案”的制定,我和同事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准备,二十二个文件都已经准备就绪。厚厚的一摞文件凝聚着中国足协工作人员的心血,一旦国家体委批准这些文件,那将是中国足球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宝贵文献,它将指导一个人口大国的足球运动的发展方向。

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

国家体委顺利地通过了“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和其他二十一个文件,并决定把中国足球的改革作为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使我更坚定了足球改革的决心。

为了统一干部的认识,伍绍祖在国家体委委务会上做了详细的说明:“第一,足球运动是群众喜爱、全民关注的项目。李铁映同志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足球必须搞上去,这是全国人民的期望,是体委和足球界的艰巨的、光荣的、历史性任务。足球体制必须改革。第二,足球这个项目目前没有什么精神负担了,一穷二白。第三,90年代国家体委除抓申办奥运会,抓体委系统加速改革开放外,还要抓一些重要项目,特别是足球,要有一个适当的目标,群众能看到是一步一步地在前进。第四,足球涉及面较广,改革的代表性比较强,可以作一个试点,起带头作用,以摸索改革的经验。第五,现在足球改革的外部环境很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以前提职业化、俱乐部,会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现在可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1992年6月22日至27日,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在北京红山口召开。

22日上午听完我作的“工作报告”后,下午的分组会便出现了激烈争论的场面。南方大省、市足协秘书长认为,中国足球发展到今天,必须要进行全面的改革,认为“工作报告”的内容、改革的措施与方法,是可行的,也是可以尝试的。而大多数地方协会的领导人则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大环境不适合走职业化的道路,现在门票才两三毛钱一张,观众寥寥无几,如果提高到五元、十元甚至二十元还会有观众吗?把专业队变成俱乐部,把俱乐部变成独立的经济实体,改变目前专业队的性质,是不是脱离了体委的领导?足球由谁来领导?让企业及其老板们管理足球,行吗?我们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运动员,都拱手交给他们?……

分组讨论争论得异常激烈,每个人都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并竭力向大家表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6月24日17时30分至18时30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各市政府领导,省、区、市体委主任。他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召开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是决定我国足球事业能否兴旺发达的一个关键会议。今天到会的都是中国足球界的精英、领导和关心足球事业的一些地方政府干部,希望大家敞开讲。”

会场安静下来,更确切地讲是沉默了两分钟。几个省市体委主任互相递了一下眼色,异口同声地说:“马主任,你先讲。”这可能是体委主任们不成文的规矩,凡事先请北京市先讲,一是北京离中央最近,信息灵,政策掌握得好;二是马贵田主任年龄大,大家都尊重他。

马主任没有推辞。当他谈到在中国建立足球俱乐部要根据各省市的物质条件逐步进行时,李铁映同志说:“建立足球俱乐部制度是与国际足球接轨的大胆尝试。我们办足球俱乐部,要讲物质条件、技术水平。一下到不了位,但体制上能不能一步到位呢?请你们足球界研究一下。职业化问题,全国两千多名足球运动员一下都职业化,也不可能,但是有没有可能一个队或者一些人先职业化?足球彩票不是已经发行了吗?可以大胆地尝试。”

马主任又继续讲下去,当他谈完目前我国足球运动员训练作风、比赛作风、生活作风很不理想后,李铁映同志讲:“这次足球会议叫‘红山口会议’,能不能成为我国足球事业上的转折呢?那就看足球界的努力了。现在解决足球问题,首先是要解决足球界的思想认识问题,思想不上台阶,工作就上不了台阶。我认为,中国足球界从思想观点到各项制度,要有大的改革,没有大动作不会有大进步。”

6月27日,伍绍祖、袁伟民分别在会议上讲话。他们详细阐述了我国足球运动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要把足球改革作为体育工作改革的突破口;明确提出足球改革的方向和必须注意的问题;对中国足球协会的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与会全体人员怀着把我国足球事业尽快搞上去的激情,共商改革大计,在足球改革的方向、目标、步骤、体制、机制转换、整顿及加强管理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会议通过由我代表中国足协所作的工作报告,原则同意了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与会同志经过民主协商,经国家体委批准,确定了以袁伟民为主席,王俊生、许放、孙宝荣为专职副主席的足协新一届领导班子。

至此,被广大业内外人士誉为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红山口会议胜利闭幕了,而与此同时,中国足球新的长征开始了。(王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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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俊生 编辑:郭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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