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呼吁铁路司法改革之声已久。涉及铁路方面的诉讼，为什么由铁路司法部门处理，就多以铁路方面胜诉收场？为什么一个企业可以“自己当自己的法官”？为什么铁检要查铁路职工还需铁路局首肯？

撞死两人补偿六百，公众不满铁路司法由来已久

2005年4月25日，沈阳一名两周岁的小孩爬过破损的护路铁丝网，走上铁路路基，当70岁的爷爷追上孙子时，一列呼啸而过的火车带走了祖孙俩的性命。沈阳铁路局依据暂行规定和铁路法，予以一次性结案：补助死者家属人民币共计600元(每人300元)。死者家属始终难以理解：“养的牛还卖个千儿八百元，这爷孙俩加一块，咋还不如头牛值钱？”

而根据1990年通过的铁路法规定：“如果人身伤亡是因不可抗力或者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受害人自身原因”成了铁路运输企业“免责”的、“撞了白撞”的“合法”理由。火车撞人“撞了白撞”。铁路法院对多起类似案件的裁判，引发了全社会的口诛笔伐。[详细]

铁路司法体制源于苏联，已成“独立王国”

现行的铁路司法体制始于1953年，中国借鉴苏联模式，成立了铁路运输法院，专门审理铁路沿线刑事案件。在机构序列上隶属司法部，并未归铁道部管辖。当时铁道部门还归军队管理。1954年宪法公布后，划归铁路系统管理。1957年，在左倾思想干扰下，很多法律制度，包括律师制度都被取消，9月将已经建立的19个铁路法院撤销。

“文革”结束后，随着司法体制的恢复，1979年7月出台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二条规定，设立包括铁路运输法院在内的专门人民法院。1980年，司法部和铁道部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联合发出了《关于筹建各级铁路法院有关编制问题的通知》。1982年7月9日，“两高三部”（高法、高检、公安部、司法部、铁道部）发布《关于铁路运输法院、检察院办案中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建立了三级铁路运输法院和铁路运输检察院。[详细]

自家人审自家案，怎能让人信服

长期以来，在一些铁路与地方互涉案件中，铁路法院、检察院向铁路一方倾斜，维护铁路的利益。对此，地方涉案单位、个人、企业、团体提出强烈的批评。2009年4月发生的1291次列车上乘客曹大和被捆绑致死案，绑死曹大和的列车长黄建成后来被判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此案曾把公众对铁路司法的质疑推向高潮。当年6月，16名北京学者、律师、记者联署将《关于对铁路系统司法权进行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书》提交全国人大。

公众不信服铁路法院审判的原因并不复杂，是体制问题。铁路法院、检察院的经费保障都是铁路负责，铁路运输法院、检察院审判人员、检察人员的任免，需由相关铁路党组进行审批。财权、人事权的不独立，使得铁路司法演变成了儿子审老子、法院企业化、自己查自己，自己审自己的弊端不言自明。[详细]

铁路司法已失去存在的法律依据，撤销是社会共识

1983年9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人民法院组织法》，删去了“专门人民法院包括：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水上运输法院、森林法院、其他专门法院”（第二条第三款）的内容，将第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中的“专门人民法院”修改为“军事等专门法院”。也就是说，铁路法院从此失去了设立的法律依据。

而历年的全国“两会”，都有代表委员建议废除或改革铁路司法，以防止司法权力的部门利益化。2005年，江苏省高级法院院长公丕祥、湖南省检察院检察长何素斌等104名人大代表提出提案，建议立法禁止在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设立法院、检察院；2006年，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院院长李道民和32名人大代表提交议案，建议取消铁路运输等专门法院；2009年，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高院院长张文显等人建议，尽快将铁路、林业、农垦等法院一律纳入国家司法体系，与部门、企业彻底脱钩。[详细]

1987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发布《关于撤销铁路运输高级法院和全国铁路运输检察院有关问题的通知》，撤销了设在铁道部的铁路高级法院和铁路检察院。然而改革戛然而止，撤销铁路基层法院足足等了25年。

铁路不愿放，撤销司法意味拱手让出权力

1987年4月，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一纸通知，撤销了铁路运输高级法院和全国铁路运输检察院。最高法和最高检分别设立了交通运输审判庭和铁路运输检察厅，来接手以前这两家机构的工作。那次撤销，是铁路司法体系改制的起点。但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检察分院和各地基层院的改革，却一拖就是25年。

改革如此缓慢的原因在于：从铁道部门来看，握有独立司法权，在办理刑事案件和“涉铁”诉讼中占有极大便利，要拱手交出这块权力，难以割舍。铁路部门是一个“独立王国”，要其“拿出去”当然不愿意。在很多铁路人心里，要集中力量打击铁路犯罪，似乎就应该有“一条龙”的服务。[详细]

地方不愿接，人多、事杂、专业性强，很多事情无法理顺

而今，三级铁路司法系统“管人、管钱的确管不了业务”，弊端渐显。取消铁路运输等专门法院，将其纳入国家司法体系，由政府财政保障其行政经费，实现法院、检察院与部门、企业彻底脱钩是大势所趋。

但是，铁路中级法院下设60个基层法院，铁路检察院下设60个基层检察院，目前这“两院”的人员有7000多人，编制、经费的解决涉及到方方面面。同时，铁路案件专业性很强，小到专业术语、大到规章制度，外行人来做，很多具体问题没法理顺。比如春运期间，每天火车上有约600万至700万人的流量，地方更不好办理，尤其涉及跨省办案的。[详细]

待遇有差别，改制后待遇甚至可能减半

此次率先“吃螃蟹”的山西铁路局司法机构的员工就面临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待遇下降。在太原，一位副科级的铁路法官目前每月收入可以达到6000元左右，而同级别的地方法院法官每月工资还不到3000元。收入的差距体现在铁路系统有效益奖金，而且这个奖金跟办案数量不挂钩。铁路法院开会通报移交情况，称“这是改革的必然，改革总要有代价，希望大家完成这个任务，继续做好本职工作”。[详细]

改革的困难就在于，所涉及的复杂利益格局如何平衡，铁路部门是否愿意放弃权力，改革转制后人员安排、经费保障等诸多方面如何解决等。

太原打响改革第一枪，最难啃的骨头终于松动了

今年1月12日，山西省政府、省检察院和太原铁路局签订移交协议，太原铁路检察机关被移交地方管辖。太原铁检分院下设太原、大同、临汾3个基层检察院，共有干部173名，现已完全从太原铁路局剥离，不再是铁路职工，今后将列入国家公务员序列，由省财政负担其工资。

有学者认为，山西成为改制明星和山西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建明有关。王同时还是山西省政法委书记，来山西履新之前，王建明是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他拥有更多政治资源，来推动改制。有记者从太原铁检分院求证这一问题，分院告知，由于分院和基层院都在山西省境内，不存在跨省对接，这是太原铁路检察分院能在全国率先移交的很重要原因。不管怎样，铁路司法这块难啃的骨头开始松动。[详细]

改制后铁路法院纳入国家司法体系，人财物交由地方管理

2003年，铁路公检法剥离的改革方针确立后，如何剥离就成为一道制度难题。关键是人、财、权怎么配置的问题。2009年7月，中央编办发布《关于铁路公检法管理体制改革和核定政法机关编制的通知》。该文件对铁路公检法的转制方针给出了概括性的思路。该文件明确：“两院与企业分离，一次性整体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一次性移交给驻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省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实行属地管理。”

也就是说，法院、检察院全部划归地方所有，经费也由地方财政提供；而人的问题，则是将符合相关标准的员工转为公务员，其他的纳入事业编制。此次太原铁检转制后，检察官将获得公务员身份。一位检察官说，以前和同事一起外出办案，经常有人问他们“到底是什么身份”。“确实不好回答，很尴尬。”如果告诉对方是“铁路企业职工”，对方马上会问：企业职工怎么可以查案？而以后不用再面对这样的问题。[详细]

铁路司法与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及现代法治理念、司法精神相去甚远。人们不仅由此会对铁路司法的独立性、客观性产生怀疑，会对其诉讼过程及案件裁决的公正性、公信力形成不满，甚至会直接对其“司法权”来源的正当性、合法性提出质疑。

撤销只是开始，铁路司法既要独立于铁路，也要独立于地方

铁路司法改制最终的目标是建立真正独立的国家司法序列：包括专门法院在内的全国法院经费，都由中央财政统一划拨，司法干部由最高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实行自最高人民法院到各省、市、地区垂直管理的司法行政管理体系。案件分类划归地方法院审理，还是参照海事法院模式建立专门法院，都是可行的改制方案。

同时，司法改革既要打破部门化，也要打破地方化。铁路法院要独立于地方，设三级，由上而下自成体系。例如，在首都设立铁路高级法院，中级、基层法院按照铁路局、段分布领域设立，法院人员由全国人大授权最高法院任命，司法经费由国家财政直接划拨，司法行政和审判监督统一在最高法院，使之成为名实相符的专门法院。[详细]

期待铁路司法改革为整个国家的司法改革开辟蹊径

太原改革给全铁路司法系统改革全面铺开提供了宝贵经验，在铁路检察院归属地管理后，预计法院部门不久也将并入地方。太原改革虽来得有点晚，但也不无启发意义。被视为铁老大的这一块硬骨头的“破冰”，不仅表明了铁路部门改革的愿望与决心，也为中国司法改革进一步推进创造了契机。如果铁路司法改革，在去除司法部门之外，还能在打破司法地方化方面有所建树，或许还能为整个国家的司法体制改革开辟蹊径。比如，司法机构设置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将有助于保障司法权力的独立公正行使。[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