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见证:中国死刑变迁
2010年09月05日 19:30《新世纪》周刊 】 【打印共有评论0

经历传奇的刑法学者邱兴隆,从2000年即公开提出立即废除死刑的观点;“堂吉诃德”如今终于看到了中国削减死刑的第一步

《新世纪》周刊记者 贺信

财产和生命究竟哪一个重要?事实上,盗窃罪最初进入当代中国刑法的时候,并没有配备死刑。根据1979年《刑法》,盗窃罪最高刑即为无期徒刑。

然而在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规定:对情节特别严重的盗窃罪,可以判处死刑。

五年后,24岁的刑法学博士研究生邱兴隆准备挑战数量剧增并且还在持续增加的死刑立法。作为他的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铭暄提醒他,当地以死刑作为博士论文选题不合时宜。

那时,始于1983年的“严打”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以死刑为代表的重刑化倾向,既是刑事司法政策,也是不容置疑的理论禁区,学界对此保持沉默亦是无奈之举。

时隔28年,中国立法机关着手削减死刑罪名。8月23日提交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计划废止包括盗窃罪在内的死刑罪名13个。尽管这一变化,和邱兴隆倡导的废止死刑目标还有漫长的距离,但他仍然欣慰地表示:瞄准天上的星星,总比瞄准地上的树梢打得高。

经历传奇的邱兴隆从2000年37岁时,即公开提出立即废除死刑的观点,多年来,他辗转于国内多所大学任教,并专职或兼职从事刑事辩护律师,一直在倡议和推动废除死刑。很多人说他像堂吉诃德,如今47岁的他,刚刚由厦门大学“转会”湖南大学,终于看到中国第一次大幅度削减死刑。

当代死刑滥觞

五花大绑、公开宣判、游街示众,1949年以后很长时间,这是枪响之前的必经程序。邱兴隆对此并不陌生,他小时候就目睹过枪决人犯。那时候刑场允许群众围观,满地的鲜血让他想起“农村人杀猪的景象”。

1983年开始,这些戏码频繁上演。1983年8月,中央作出《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当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这一系列“决定”提出,对于故意伤害、流氓、强奸等七类犯罪行为,应当从严、从快、从重处理。具体来说:只要情节严重,即使《刑法》规定不判死刑的,也可以在法定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而这些犯罪分子的上诉以及检察院的抗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日缩短为3日。

之前的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新设了包括盗窃罪在内的七个死刑罪名,均与经济类犯罪有关。

据邱兴隆回忆,他的老师高铭暄曾在相关会议上提出反对意见,称中国自古以来“贼无死罪”,但无人理睬。相关机关认为,要以重刑遏制经济犯罪发案率,这种观念引申出后来耳熟能详的老生常谈:“司法工作要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此后死刑罪名不断增加,截至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4部单行刑法,新增死刑罪名48个。目前,现行刑法中最高刑为死刑的罪名多达68个,其中44个为非暴力犯罪,当中又有17个属于经济犯罪。

后来有文件显示,“严打”第一年即有死刑案例2.4万个。死刑门槛甚至低至“抢劫一个苹果”。死刑以下案例以百万计,全国各大监管场所人满为患,新疆和青海专门在大漠戈壁中建造了两所监狱。

早在1983年,首次将“依法治国”概念引入党内文件的某知名法学家等10名法学专家联名给中央写公开信,认为“严打”正在破坏刚刚起步的法制建设,特别是对滥用死刑提出异议。此事成为政治事件,邱兴隆后来听到了对这10名学者的通报批评。

一直传达到高校基层党支部的通报批评,无疑传达出一个明确信号:既定政策不容质疑。

 

96个死刑犯

1993年3月,邱兴隆认识了一个叫苏辉峰的年轻人。邱兴隆还记得,苏辉峰来自河北省栾城县,自幼父母离异,之后浪迹社会,成年之前曾因盗窃被劳动教养,当时又因盗窃2.7万元被收容审查。

1995年转至石家庄看守所后,苏辉峰被一审判处死刑。就连看守所所长都为他不平,找来刑法学博士生邱兴隆为其代写上诉书。此时邱兴隆的身份并不体面,他也是在押嫌犯,给他带来麻烦的是一批盗版杂志。

1993年,经营图书生意的邱兴隆在石家庄追款,对方给了他一批盗版《读者文摘》(百期精华)冲抵债务。时值“扫黄打非”期间,邱兴隆先因“涉嫌非法出版”被收容审查,后又因时任河北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批示被以涉嫌“投机倒把”遭逮捕。

担任“副号长”的苏辉峰曾经向担任“号长”的邱兴隆坦露过一个秘密:一审宣判后,曾有司法人员告诉他:只要退款,即可改判。

苏辉峰惟一可以依靠的是在北京一家肉联厂工作的叔叔。但面对前来探视的亲人,苏辉峰没有求救。原因是他曾经偷走过叔叔的一部传呼机,自觉没脸再提要求。他选择了死亡。

“一个临死前有良心发现的年轻人,因为不到3万块钱要被以国家名义杀掉。”这是死囚给邱兴隆留下的阴影。临走的时候,苏辉峰走的时候颇为轻松,还跟号里的人说,“哥们儿再见。”邱兴隆回忆说。

邱兴隆另一个印象颇为深刻的死囚叫侯英。为增加死刑的震慑力,当时行刑常常选择特殊的日子。每当节日来临,这个伤害致人死亡的罪犯就会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等待死神上门。当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前,侯英完全失控,屎尿一裤裆。邱兴隆自此明白,行刑前为何要把死囚裤脚扎起来。

身陷囹圄的近五年时间中,邱兴隆目睹了96个死囚。坦然受死的情况并不多,绝大多数人表现出对生命的留恋。求生欲望也催生出了一个地下产业——立功线索买卖。通常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移花接木,即将张三提供的线索以李四的名义提出;一种是共同立功,即两人共享一个立功线索。

这段经历影响了后被无罪释放的邱兴隆的学术研究方向。在他看来,96个死囚,有一半与剥夺他人生命的暴力犯罪无涉,不应处死。这和立法导向有关,而立法中的死刑扩大化,又往往源于司法机关及其背后公权力意志的需求。

这种需求,甚至是对极刑的崇拜,又造成司法机关刑罚取其上的思维惯性。“罪名中既然配备了死刑,有而不用对司法机关也是压力。”邱兴隆说。

 

人命几何

死刑存废之争,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对立双方持续几个世纪的争论,均源于同一个出发点。废方认为,生命神圣,不得以任何名义剥夺;存方则认为,正是因为生命神圣,剥夺他人生命就是对生命的亵渎,因此也不再拥有生命权利。

“双方观点都有道理,是存是废,取决于你相信什么。”邱兴隆说。但无论如何,因为经济犯罪处以死刑有悖法理和道德,这理应成为废除死刑的第一步。

2000年,应学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的邀请,时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的邱兴隆走上北京大学的讲堂,以“死刑的德性”为题阐述观点。

这是邱兴隆首次在公共场合明确表态应立即废止死刑。他还记得当时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人命值多少钱?此前一段时间,国内雇凶杀人案时有发生,而佣金几乎都设定在2万元。这一数字正暗合当时司法实践中,盗窃2万元以上即可处以死刑的判例。邱兴隆因此有一比喻:“这似乎是国家‘指导价’之下形成的通行‘市场价’”。

第二,人头和石头,哪个更重要?第三,人皮和猫皮,哪个更值钱?这两处质疑,分别指向对盗窃文物罪和贩卖野生动物制品罪配置死刑。

此次刑法修正案,上述两项罪名正位列拟废止死刑罪名之列。

国家层面的局面扭转早在1997年就出现了。当年颁布的新刑法,尽管新增100多个罪名,但死刑罪名不但没有增加,还有所减少,这标志着死刑滥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阻止。同一年,全国第一例注射死刑在昆明中院执行,之后逐步向全国推开,从枪弹到针剂,亦是死刑执行文明化的转折。

凡此种种,皆可以开明进步视之。不过,邱兴隆仍有一丝忧虑。他说:过渡时期不能不用,是目前要求保留死刑的一个重要理论。可是无论是有关部门对死刑统计数据遮遮掩掩,还是随着社会进步不断出现的变量,都导致欲在死刑和某类犯罪发案率之间进行量化实证分析,成为不靠谱的虚妄。

“既然如此,为何不能立即废止?”邱兴隆说。

2002年任职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期间,邱兴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丹麦人权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中国第一个死刑问题国际研讨会。这是一个转折点,邱兴隆说,“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死刑问题由一个政治问题、敏感的问题,转向一个公开、大众化、学术的话题。”此后,死刑存废问题逐渐从学界走向大众,各种学术研究成果也日渐对立法和司法部门产生实质影响。

在离开又复归学界的间隙,邱兴隆在律师行业从业多年,最近一项业务,是为原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一审开庭进行辩护。目前曾锦春案已经进入最高院死刑复核阶段,据闻曾锦春正为立功情节能否获得认定而备受精神折磨。

邱兴隆听说,现在无论谁出于怜悯安慰曾锦春两句,说他人头保住了,曾锦春即当场作揖感激不尽。无论贫富贵贱,无论所涉何事,所犯何罪,对于生命的渴望,是死囚们的共同本性─毕竟活着的人,谁也没有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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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贺信 编辑:郭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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