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给予城市贫民福利。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用。”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深圳做客南都公众论坛，发表《城市化与贫民权利》的主题演讲，并与现场数百名读者进行了交流。

他们不能在城市占地，政府不许建立简易住房，又租不起更买不起常规住房，造成大量成家的新移民只能在城内过集体生活，形成表面上比贫民窟好看的集体宿舍（工棚），并把家庭留在农村，而且自己也不可能扎根于城市，通常在“出卖青春”之后便回乡度过余生。

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在条件允许的合适地方，建造属于自己的居所，从而形成了适合自己群体生活的区域，也就形成了所谓的贫民区。如果，我们把贫民区看成是贫困群体对自身权利的救济和实现，就应该看到，在福利无法覆盖的现实面前，它是实现贫民住房权利的有效途径。

还是那句老话，我们不能一方面需要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动力，一方面却不给他们提供起码的安居条件。在一些城市，管理者为了追求城市所谓的整洁，甚至连以农民工为主角的路边摊点，也打算扫除干净。从这个角度上看，秦晖主张在城市建贫民区的观点，是可行的。

如果按国际惯例，把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并且从事的是非农职业的人都统计为城市人口的话，则中国已经有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假如按照南亚或拉美的比例，有一半左右的城市人口是住在贫民窟的话，那这个数字将是三亿多人。在如此规模的贫民窟里，我们看到可能不是自由和福利，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道灾难。

专设贫民区，等于其身份标签更加明显。外来低收入群体与当地“城市人”价值观和认同感的差异将进一步拉大，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双方沟通上的困难，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在没有迁徙自由的中世纪，巴黎是没有“贫民窟”的。法国大革命后国民有了迁徙自由，迁入巴黎的“进城农民”大增。尤其是复辟时期、七月王朝与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工业化加快，城市也加速扩张。

奥斯曼以后的巴黎城市拆迁和改造更加重视贫民的权利，一方面，政府不能强行驱赶他们，另外一个方面，反而有越来越多的责任要为穷人提供服务。这是民主国家的两个发展趋势，权力越来越受限制，责任越来越可问责，也就是说，政府想做就能做的事越来越少，政府不想做也得做的事越来越多。

南非的一些城市比如约翰内斯堡在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前是很漂亮、很安静、很整洁、治安也很好的，但前提是不准黑人进来。可是，白人又需要黑人给他们打工，又不想给他们提供福利房，怎么办？南非白人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在城郊划一大片地方，让黑人自己在那里盖房，这就是索韦托贫民窟的来历。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高潮。最近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言论，一亿四千万农民工进城，却没有出现“贫民窟”，创造了举世唯一的“奇迹”。可是接下来我觉得他就应该解释，这些人没有住在贫民窟，那住在哪呢？所有讲奇迹的人都回避了这个问题。

什么是福利房呢？福利房有两个特征，第一是由政府的房政部门面向全社会盖的，而不是像我国那种各单位给自己内部人盖的。第二就是它的分配标准，唯一的分配条件就是贫困（低收入）。西方国家形形色色，有左派掌权的福利国家，有右派掌权的自由放任国家，福利房覆盖面也有很大的差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福利都是从最穷的人开始覆盖的，从来不是从最富的人开始覆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