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邻避冲突正处于多发期，邻避运动已成为城乡规划和建设中亟需正视的新现象，妥为应对至关重要。

何谓“邻避运动”？

由于民众担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发达国家也时有发生。此类社会抗议被称作“邻避冲突”，即虽然承认有生态风险的公共设施可能是必要的，但是，民众不希望垃圾处理场、变电站、核电站等设施建在自家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简称NIMBY）。在中国，邻避冲突正处于多发期，邻避运动已成为城乡规划和建设中亟需正视的新现象。

邻避运动兴起，建立在公民环境意识和权利意识觉醒的基础之上

邻避运动兴起，建立在公民环境意识和权利意识觉醒的基础之上。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时代，不存在邻避冲突；在听命于政府指令的计划经济时代，也不存在此类冲突。

但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发育，民众萌发了“群己权界”意识。此次事件中有一群中学生参与，也表明了这一不可逆转的“代际变化”。而当地政府从观念到行为，均未跟上这种变化。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尚不健全，相关法律规范不明确，环境保护规定过于原则抽象，操作性不强，难以满足公众需求，这是造成邻避运动频发的主要原因。

决策过程不公开，政府习惯性的“替民做主”

在决策者的心目中，只要对项目做了国家环评，有了“科学依据”，民众就应该欣然接受；抗议事件发生后，一封有项目方背景的公开信也试图以“科学依据”说服民众。这种做法显示，在项目规划和建设过程中，沉默的民众不在考虑之列，政府足以“替民做主”。如此轻慢民意，不能不说是执政者的重大失误。

邻避冲突观念的缺失，还暴露了地方政府发展主义导向固有的弊病。数十年来，不少地方官员把经济发展视作“硬道理”。在实践中，“硬道理”又变成了“硬发展”。这种发展观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把GDP增长等同于公共利益。地方政府就污染项目所做的说明强调， “项目对增加财政收入、促进群众就业、改善民生，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其实就表露了这种“硬发展”逻辑。

在商业利益和政绩面前，民意形同虚设

在各地发生的环境公共事件中，环评程序被虚置、民意反馈无法有效影响决策的情形已非局部个案，更何况，在环评程序未启动、特定民意征询未开始的时间，城市重大环境工程的动议伊始，公民的知情与参与便原本应当有介入的渠道、表达的平台。

“我们说什么，民众都不信”，此种官员困惑正是近期广州某主题论坛所选择的议题，有学者在论坛上直言，涉及公共安全健康问题，政府不应总是站出来拍胸脯打包票说“这是绝对安全的”。 更何况，即便是公民意见曾经激烈表达，在巨大的商业利益和诱人的政绩数据面前，公民环境权益恐仍旧无力。有报道称，曾引起广泛关注的某化工项目，彼时曾宣布项目停产搬迁，但日前有媒体报道证实，该项目“仍正常生产”，且后期又投入新的产能。 [详细]

环保官司难打，通过司法诉讼渠道解决的环境纠纷不足1%

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闭幕，在随后举行的常委会专题讲座中，环保部原总工程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主讲“我国环境法律制度和环境保护若干问题”。据介绍，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其中2011年重大事件比上年同期增长120%，但通过司法渠道解决环境纠纷的比例不足1%。

毋庸讳言，环境案件从立案开始，便遭遇诸多限制，到目前为止并未得到制度层面的有效解决。2012年9月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新增公益诉讼条款，其中包括污染环境类公益案件的内容，但几乎与之同时进入修改程序的《环境保护法》，却未将“环保公益诉讼”写入草案。从公民通过司法途径寻求环境权益所遭遇的现实与制度困境，或可体会公民不用法律维权的原因所在。[详细]

公众参与是解决环境问题不可替代的力量，尤其是当下基层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官方更需以负责任的态度了解民意及回应民众的质疑。

完善司法，让更多的环保事件在法庭解决

在环境工程演化为环保事件、尚未走到诉讼程序的漫长时间段中，环境议题从动议到决策，僵化、保守的决策程序与难以被有效保障的公民知情与参与，亦是个中争议激化的关键诱因。不信任司法的前因，是对政府职能行为的不信任，不选择司法解决的一个社会心理障碍在于，人们对相关环评程序、社会意见征询程序的形同虚设感到普遍忧虑，且这种忧虑日益提前发酵。

不是说所有“叫停”都是对的，而是司法诉讼给了公民对有巨大环境影响的建设项目一个便捷、有效的表达渠道。同时，司法解决也避免了所谓“政府屈从民意”的问题，维护了相关企业的合法利益。在法庭上，双方举证质证，专家当庭作证，接受交叉盘问，建设项目的真实环境影响，通过双方真刀真枪的辩论展现在公众面前，公众才能全面认清项目的利弊得失，避免民意受到“传言”误导。同时，司法解决也避免政府为企业背书，既可防止腐败问题，也不会把政府推向矛盾一线。[详细]

透明决策，让解释跑在质疑之前

在城乡建设全过程充分尊重邻避关切，有助于政府从利益冲突的相关方转变为中立的仲裁者，有助于改善政府的形象，使其变成善于倾听、尊重民意的协调者、沟通者，进而成为合格的领导者。倘无视邻避运动勃兴的现实，甚至斥为“刁民造反”“顾小家不顾大家”，则未来类似事件更易激化，后果会越来越严重。

权力站在公众立场，从一开始就把问题付诸公议，正如“@人民日报”微博所言，要“让解释跑在质疑之前”，“无论政策颁布还是工程上马，百姓有质疑，政府就有义务解疑释惑，不然工作就有阻力。更给力的，更真诚的，应让解释跑在疑惑之前。唯有如此，政府用心才能获得理解，政府远图才能获得支持。回应民意，永远莫说‘只能这样’，而要多想‘还能怎样’。”[详细]

对公民知情和参与得从根本上尊重，而非仅个别程序环节的应景

面对邻避冲突，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将选定厂址、兴建与营运等环节透明化、法治化，并对利益受损方给予合理补偿。在中国过往案例中，往往以领导人下令停建或易地上马收息事宁人之效；此次宁波事件，也以官方匆匆宣布停建项目暂告平息。

然而，随着邻避关切的升级，公众的关注可能会持续，疑惑可能很具体，是异地重建，还是彻底取消？如果是前者，会不会在异地再次激起冲突；如果是后者，又将如何善后、特别是如何面对广大投资者？

探讨重大环境事件频发的破解路径，尤其需要呼吁和倡导政府决策的理性、公心，给“坐下来，谈一谈”创造条件。对公民知情和参与得从根本上尊重，而非仅个别程序环节的应景。

公民环境权益的伸张，不仅是一城一地的得失，法对人的关怀，亦不独局限于诉讼一域，还必然包括对权力的羁束。确保权力与利益的切割，确保其能与公众一道，从今天起关心水、土壤、空气、蔬菜与粮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