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政策则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施，在控制大陆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问题上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30年过去了，这项政策带来的负面作用也逐步显露出来。

人口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值，20年后1/6男生难娶媳妇

中国大陆出生人口性别比在今天严重偏离正常值。这个问题在1982年就已经初露端倪，达到108.5，2000年是117，现在更是达到了120.56。这个比例意味着每生120个男孩，只对应100个女孩。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的报告中提到，国际上出生性别比一般稳定在103-107之间，超出这个范围，属于不正常状态。而中国目前的出生性别比已经大幅度偏离正常值，目前只是一种表象，严重的后果会在将来的数十年显现出来，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20年左右的时间，这些孩子到了适婚年龄，理想状态下，每120个男孩中就会有20个难娶妻，而一旦真的出现大量的婚姻挤压，后面的千军万马又跟着上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详细]

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倒金字塔”型家庭结构徒增养老压力

截至2009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人有1.67亿。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峰值4.37亿。由于中国低生育政策的加速作用，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步入老龄化社会，中国只用了三十年，未富已经先老，很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都跟不上。长此下去，中国很多家庭的结构会呈现为“四二一”的“倒金字塔”型，即一对独生子女夫妇赡养四位老人，抚养一个孩子，这种家庭结构给独生子女夫妇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长久下来会带来很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

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20年来经济处于低迷状态，早先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末经济泡沫没有处理好造成的，现在大家的共识就是还由于人口老龄化，在日本甚至可以因为养老金的问题让执政党下台。[详细]

“独子难教”已成教育界共识，孤独环境不利于健康人格养成

“独子难教”，这是教育界的共识，很多独生子女都是被宠大的，他们的生活环境中一直只有一个小孩，这样的环境很难让他们形成协作精神、竞争意识，不利于孩子良好性格的养成。

政策实施的30年来，中国已积累了1.4亿户独生子女家庭，而且每年还在以平均五百万的速度增加。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发生使很多家庭成为了丁克家庭，折射出独生子女家庭承担社会风险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这些家庭面临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成才风险、婚姻风险和养老风险。试想，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一旦遭遇伤残、意外身亡等其他问题，已经过了生育年龄的父母应该如何承担起这种痛苦？[详细]

人口红利期走向终结，提高人口素质成为重中之重

“人口红利”指人口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时间段。有人口红利的时候，我们要利用；人口红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升级的换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倒逼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使社会更加和谐。

拼人口数量的时代已经远去了。美国人口才3亿，但却是超级大国。西方发达国家总共7.7亿劳动人口一年创造36万亿美元的社会财富，而中国9.3亿劳动人口2010年GDP为6万亿美元。我们不能靠“多生孩子”来发展经济、支撑经济增长，而是要在现有人口数量基础上，要靠大力提高人口素质， 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比较优势。[详细]

“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因此，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可以不必担心。”——中共中央关于计划生育的公开信

规避计划生育，内地掀起“翻墙”生子潮

调查显示，夫妇双方都是内地人的家庭选择跨境生育的都是第二或第三胎，而第一个孩子都持内地户籍，显然，跨境生育的主要动机是规避大陆的计划生育规制，此外，超生的总成本会比较高。当前跨境生育家庭当中，选择香港为孩子出生地的家庭最多，去年有4.1万内地孕妇赴港生子，2002年以后该数字每年增长70%以上。

以香港一般私立医院接生收费计算，赴港产子的总费用约6万至8万元港币，大约相当于东莞、佛山等地的城镇人口超生罚款的四五成，这还没有加入其他惩罚项目。同时，孩子能够获得可靠、合法、社会声望较高的身份，将来前往国外更容易、能够享有相关公共福利。[详细]

“十二五”规划写明调整人口政策，应当未雨绸缪

人口政策这样大的政策调整，事先的准备、讨论、研究要特别充分。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写明“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应该说调整的意向和方向已经明确了。

对计生政策作出调整，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现行政策实行30年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控制，因此有了调整空间，如果现在中国人口增长得还很凶猛，那么政策完善和调整的基础就不存在了。二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矛盾逐步突出，应该未雨绸缪地进行前瞻性的调整。三是，计生政策调整要稳妥、有过渡，避免人口的突升突降。这些问题都要全面考量。[详细]

韩国经验：放宽生育未必会引起“补偿性生育高峰”

人口学家们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之后会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其实就像季节有春夏秋冬之分一样（农民春耕很忙，甚至需要请季节工，但忙碌也意味着好收成），人口也从来就不是平稳的（出生高峰能够动态性地给各行业的“季节工”提供就业机会）。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人口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国力的提升。无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康乾盛世，都出现较大的出生高峰。

韩国在1962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生2个孩子，计划生育加上经济发展，生育率不断下降，1995年降到1.65，引起人口老化与新增劳动力减少等问题。1996年取消生育控制，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照理说，应该出现出生高峰，但是生育率却不升反降，降低到1996年的1.58、1997年的1.54、1998年的1.47，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韩国的政策调整并没有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详细]

中国应该从现在开始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政策完善和调整决不能是大开大合式的，而是要分步骤、有过渡。

以史为鉴尽早抉择，人口问题拖不起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马寅初先生就注意并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实际问题。在1957年全国人大的一个会议上，他以《新人口论》为题，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观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共中央没有采纳马寅初的这些观点，反被当作“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而受到批判。

然而，人口灾难在50年代的后20年越来越烈，尽显无遗。从1949年的16‰快速增加到50年代中期的23-24‰，人口总规模也从1950年的5.5亿迅速增加到1959年的6.7亿。1962年，出生率迅速达到37‰，1963年更是陡增到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43.37‰。1962年以后每年出生人数高达2700万左右，最高时1963年甚至达到2954万，年净增人口数也平均高达2000万以上。20世纪60年代成为1949年后人口增长最迅猛的时期。沿着快速增长的轨道，中国人口总量在1973年已经达到8.9亿的巨大规模。[详细]

生育政策几十年才看得出好坏，预防胜于亡羊补牢

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的特点，现时的人口政策产生的后果可能会在20年以后甚至是30年以后才会让人们感受到它的可怕。印度国家人口委员会承认：截至2010年，印度的国家人口控制计划已经接近于失败。这也就是承认，印度人口膨胀，泛滥生育，已经失去控制了。官方在口头上推行呼吁、提倡实施人口控制计划，但实际上，却是放任自流，最终及至严重的人口灾难接踵而来。

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人口政策的调整，应该着眼于“预防”二字，绝对不能贻误时机。要针对现在的国情，预想20年、30年以后的情形，进而对人口政策作出合理的调整。时过境迁，今非昔比，相同的是同样是中国的人口政策问题，不同的是这一政策走向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上，面临重大的历史性抉择。[详细]

生育政策应逐步放开，须实现软着陆

计划生育政策向“二胎化”转变将是一个相对漫长和循序渐进的过程。一胎化导致的问题早已引起了重视，但由于人口突然波动对社会生产安排、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安排，都会造成很多不可预测的状况，因此人口政策的调整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而国情专家胡鞍钢撰文表示，当前应适时、灵活、稳健地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再花上一代人的时间，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进行“软着陆”和转变。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实行二孩加间隔政策的甘肃酒泉市、山西翼城县、河北承德市与湖北恩施州等四个试点地区(总人口合计840万)也已经积累了成功经验，20多年来，这些地区生育水平比其周边实行一孩半政策地区低，出生性别比大大低于其周边一孩半政策地区。而厉以宁也强调说，放开不是无限制放开，应该是逐步的放开。究竟什么时候放，需要政府全面考虑。[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