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3.27 总第705期 编辑:魏巍

又一个城市加入汽车限牌的大军,又一次“半夜鸡叫”。3月25日19时,杭州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从3月26日零时起(也就是新闻发布会后几个小时),杭州全市将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采取控制总量和“错峰限行”。这一突然的大动作,引发市场剧烈反应,市民纷纷冲刺到4S店像抢购白菜那样买车,争取赶在最后时刻之前办理登记手续。 [详细]

地方政府为何爱当“周扒皮”?

地方政府对于出台公共政策在程序上的随意性,频繁的通过模仿周扒皮式的“半夜鸡叫”来对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市民搞突然袭击,这将是所有人都生活在强烈的不确定感之中。

“半夜鸡叫”是一项优良传统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接受教育期间都学过一篇叫《半夜鸡叫》的课文。文中说,地主“周扒皮”是个大坏蛋,他为了剥削长工,半夜学鸡叫,不让长工们睡觉,将他们赶到地头干活。这篇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课文在近几年却频繁遭到了质疑,《炎黄春秋》一篇名为《我所了解的“半夜鸡叫”真相》的文章中说,周扒皮“半夜鸡叫”是作者为配合政治斗争而杜撰。

过去有没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儿还是存疑,但现在无疑是有的。杭州市此次发布的机动车限牌令无疑就有了点这个意思,19点召开发布会,24点正式限牌,间隔不过5个小时。这种“突袭”式的发布,令许多购车者措手不及。事实上,这种情况也并非首次出现,在2012年广州和2013年天津实行机动车限牌限行时,还出现过更紧迫的时间。像是广州,总政策发布到实施,只有3个小时时间。

一而再、再而三,之前为人诟病的“半夜鸡叫”式发布,到了杭州这儿依然成为了先进经验。杭州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26日对此解释,发布会选择在晚上7点召开学习的是“天津模式”。公众纳闷的是,公共政策的出台有必要这么急吗?“半夜鸡叫”式的发布竟然能成为“经验”?

在地方政府看来,这原本就是手中的权力

政策“说出台就出台”,“一点都不给大家时间”。从消息发布到政策实施,天津和杭州仅仅间隔5个小时,广州公布限牌令的时间差更是只有3个小时。对于毫不知情、毫无准备的市民来说,“突袭式”的发布,必然对生活产生影响。据各种渠道的消息,不少人连夜排队购车,甚至加价购买了自己并不一定属意的汽车。

从初衷到结果,“突袭式”的发布都有违公共管理的要义。或许,管理者有其考虑,据说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是为了不给政策获利留空间,但现实是,由于小道消息早已流传开来,即便采用“半夜鸡叫”式发布,也未能改变市民疯狂抢购的局面,销售商更是在政策的风声中赚得不亦乐乎。

在地方政府看来,这种“限”字当头的行政手段原本就是自己手中的权力,长期的驾轻就熟已经让人确信,这些手段的运用不需要问询于民众。即便广州、天津所招致的争议在前,一切终究都将烟消云散,这种无甚后果的惯例注定了将要受到“重用”。

24日,等待车辆检测、交税以及选号上牌的各个服务窗口人满为患。

但这会让公共政策陷入程序不合法的泥淖

权力的单向错觉,让地方政府忘掉了随意限牌所带来的法律风险。一项关乎民众出行权利的行政许可事项,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有必要征求民众的意见,听取社会的建议,并给出足够的适应期和缓冲期。否则,在法律意义上,地方政府突然公布的公共政策有可能陷入程序不合法的泥淖。

一项公共政策的推出,要想体现出应有的权威性,至少一方面要经过相应的法定程序,公共政策的发布必须在程序上,公开、透明,可预见,“半夜鸡叫”的坏榜样不再不能继续下去。

杭州“打脸”政策凸显政府部门言而无信

稍一对比就会发现,这几起事件存在惊人的相似。首先,在政策发布之前,民间已经多次传出“狼来了”的消息,但相关部门屡屡出来“辟谣”。以杭州为例,“限牌令”出台以前,民间就已经传闻四起,公众四处打听,媒体也多方求证,但政府部门要么故作神秘,要么坚持否认,一再给大家造成“辟谣”的印象。

因为之前杭州市曾多次辟谣,杭州不会限牌。言之凿凿于前,食言而肥在后;拍多响的胸脯,打多响的耳光。“谣言”再次走到了真相的前头。市民心头升起一股深深的被愚弄感,而政府公信力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而杭州关于之前“辟谣”的解释则也无法令人信服,“之前媒体采访的都是杭州市治堵办,这个机构因为没有参与限牌的决策,因此回答‘不知道’、‘没听说’也很正常。但却被部分媒体和民众误读成了‘不会限牌’。”杭州非但没有汲取教训,反而是“比差”路数,如此搞突袭,凸显了政府部门的言而无信。

政府的行政行为、宣示一旦做出,就不能朝令夕改,也才能保护行政相对人——公民的私权利。

基于诚信理念和行政法,政府也不能朝令夕改

杭州市公路交通局副局长陆献德25日晚解释是:保密的最大原因是限牌“太过敏感”,为防止大家突击购车甚至突击购车囤牌,总结其他已推“限”城市的经验,选择“突然袭击”的方式更为保险。

因为保密,可以不说;但不说,不等于可以说假话,这完全是两回事。“诚信”是被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不仅是对公民的要求,也是政府应有的行政道德。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杭州市政府在这次的博弈中,真的是胜者吗?恐怕留下了一大笔“隐性负债”,今后是要被市民们扦头皮的。

基于“诚信”这一朴素的理念,行政法里也有信赖保护原则。政府的行政行为、宣示一旦做出,就不能朝令夕改,也才能保护行政相对人——公民的私权利。

汽车限牌是新增行政许可,与简政放权大背景不符

政府对汽车限牌,是创设一种新的行政许可;在目前“简政放权”改革的大背景下,新增行政许可的合法性应受到更严苛的审视。

去年开始的这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正是其中核心内容。李克强总理上任伊始就宣布:行政审批事项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之后,李总理多次强调:要坚持依法设定行政许可;对确有必要设定的行政许可,要加强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审查;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得设定。目前,国务院力推各部门推出“权力清单”,旨在防止各部门任意扩张其审批权限。

而对汽车实施限牌,并没有《行政许可法》所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依据;即便是在2004年《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也没有汽车限牌的行政许可。很难说,这一限牌在政府的权力清单中。

地方政府“模仿”周扒皮,违背现代政治文明

从现代政治文明的角度来说,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必须特别强调决策的科学性和政策的可接受性,而程序规范是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政策可接受性的重要保障。然而,这几个地方出台政策之前,都没有广泛的民意调查,也没有任何的意见征询,反而陷入“狼来了——辟谣——突击出台”的死循环。如此,又如何提升政府公信力?

地方政府对于出台公共政策在程序上的随意性,频繁的通过模仿周扒皮式的“半夜鸡叫”来对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市民搞突然袭击,这将是所有人都生活在强烈的不确定感之中。所有公共政策的出台,都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这个衡量标准可以是科学的数据,也可以是民意的统计,就是不能管理者想一出是一出,这不但是公共政策制定上的不严肃,更会让公众将陷入毫无安全感的焦虑之中。

正在做减法的,是政府的公信力还是政府的权力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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