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百姓对公务员有一些脸谱化的刻板印象，似乎公务员就是“高官厚禄”的代名词，这实际是对公务员群体的误解，而且这种误解由来已久。那些报考和指责这个群体的人真的了解公务员吗？

从科举到公务员考试，选官制度的千年轮回

中国古代官吏选拔的方式有多种，但延续时间最长以及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还属科举制。这一制度成形于唐代，发展完备于宋代，强化于明代，衰落于清代，先后绵延1300多年。其主要特点有：公开考试，平等竞争。除工商隶皂倡优等人士外，不论门第等级和贫富，只要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均可公开报考。

直至1905年9月2日，大臣袁世凯、张之洞等递呈《请废科举折》，科举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尽管在废除利弊上存有争议，但有一个事实必须正视，那就是废除科举后，新的官员选拔制度并未跟着建立，结果，在一片空白中，官员的选拔变得更加混乱不堪。中国现代历史学者钱穆对此有论述。他说：“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

从历史的视野来看，现行的公务员制度，或者说官吏考试选拔制度，其雏形正是始于科举，中间断裂，现在又重新实行，可谓千年大轮回。当然，是更高一级的轮回。[详细]

从革命干部到公务员，被忽视了的社会进步

另一方面，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中共十三大召开，近40年时间，我国的公务员一直叫“干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政府系统中一直没有统一的人事管理机构。1984年11月，《干部管理条例》中出现了一个比较新的概念，这就是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雏形。此后，我国公务员制度开始逐渐清晰，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2005年《公务员法》的颁布是公务员体制进程中的两个重要分界点。直至2008年，专业化管理800多万公务员的机构才得以诞生，这就是隶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公务员局。

应该说，公务员制度的出现和实行，结束了革命年代形成的干部制度“统包统配”的用人方式，开启了“凡进必考”的人事录用时代。这种考试制度的公平性、透明性，相对“跑关系、走后门、递条子”乃至推荐、指定、“接班”等官员选拔方式，不仅避免了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腐败和交易成本，就此而言，它是所有其他录用方式中最经济的方式，也是选拔风险和代价最小的方式。再有，从结果看，它又确实能够为国家机关招募一批优秀人才。此外，它还是实现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这一宪法权利的基本途径。让所有公民平等地获得担任公职的机会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公务员考试给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但这种进步却鲜有人提及。[详细]

政务官事务官傻傻分不清楚，被模糊化了的公务员界限

建立公务员制度，首先需要界定公务员的范围，也就是说究竟“谁是公务员”，而在中国，这却是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公务员法》制定过程中，争执最严重的可能也正是这一点。该法第二条所定义的“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包括法官、检察官、政协工作人员等非国家行政机关的公职人员，显然这一界定是过于宽泛了。

另一方面，这部法律的最大缺陷是，没有明确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而这一区分，恰恰是建立公务员制度的基础。因为，现代公务员制度（或者说文官制度）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剥离政治与行政，使公务员独立于政治事务之外，仅以履行法律所规定的职责为己任，而不受政治左右；而法律对公务员的职位也予以保障，使之不会因为政治和民意的变动而受到影响。借此，公务员中的事务官也就成为一种专业人员，其权力色彩被淡化。至于政务官，当然是政治的产物，靠其政治主张在选举中赢得选民，获得权力。但正因为此，政务官的权力也需接受选举的监督，职位是高度流动性的。可以说，政务官与事务官所拥有之权力的性质、产生的方式、监督的方式等都绝不相同。学者秋风据此认为，现行《公务员法》存在“政事不分，有悖宪制”的问题。 [详细]

“他们其实也是弱势群体”，被妖魔化了的基层公务员

“弱势群体”在中国是一个被经常用到的词汇，但当公务员说出“其实我们也是弱势群体”的话时，却很难得到对之有对立情绪的普通老百姓的认可。这不，去年《半月谈》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竟在网民中一时成为笑谈。

实际上，除了有决策权和执行权的领导，还有许多基层公务员，他们工作很辛苦，工资并不高，手上也没有什么权力，这些公务员是大多数。之所以群众对公务员有看法、有意见，实际上是对少数官员滥用权力、贪污腐败的憎恨，这部分人虽不多，但其恶劣影响使公众对公务员这个群体的总体情况产生了误读。对于这种误解，吉林市公安系统的一名公务员有着深刻体会，他认为，“在中国众多的公务员中，占绝大多数还是那些工作在一线，职务低，工资少，手中无权，而只会做实事的基层公务员。他们是公务员中的最低层，也是中国公务员的主体。他们是社会矛盾的直接面对者，也是民众发泄不满与怨气的直接对象。他们当中除了极少数可以进一步升迁外，绝大部分也许一辈子都打转在低级职位上。”[详细]

应该说，持续“高温”的“公务员热”现象，不该成为一种常态，但万千学子觅封侯的背后实际上又有着诸多现实原因，那种将年轻人热衷于体制内工作简单地归为“受某种错误社会价值观的引导”抑或创新和打拼精神的缺乏使然是站不住脚的。

“学而优则仕”，官本位传统和利益机制仍未改变

在中国，官本位有着很深厚的历史基础。从历史上来看，一个国家几千年来，其基本的秩序是以官为核心的，其他政治、社会和经济等级，都与官的等级有关。这使得中国的官本位，在文化上成了一种习惯和民情，渗透在历史的所有遗产中，也渗透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渗透在戏曲、文学，包括语言和生活习惯中。在价值上成了衡量一切价值的准则，在这一体系中，任何价值都要转变为官的等级，否则不入社会主流。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对公务人员的权力约束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通过权力来攫取利益的基本结构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并不能据此简单地得出这种官本位逻辑无法已经根深蒂固而无法改变的结论，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受巨大的利益诱惑，公务员下海竟成一时潮流，因为那时候的“市场在创业挣钱，而公共部门却在亏损”，这种背景下官本位松动也就不奇怪了。只是到了90年代，风向又发生了转变，官本位逐渐抬头，这当然还是与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有关，因为当绝大多数社会资源被政府垄断之时，权力的诱惑自燃就是无穷的了。因此，欲破除官本位观念，首先必须变革官本位的利益机制。[详细]

大学扩招就业难，“会考试”的学生当然跃跃欲试

再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真正的“公务员热”其实是大学扩招之后的事情，高校应届生已成为历年公务员考试的主力军。加之，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社会的就业情况并不好，而像公务员这种比较稳定又有社会地位的工作比较少，公务员热是一个被迫的选择，因为其他的就业渠道太少或难以进入。因此，只用庞大的绝对数字说话也是不客观的，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考公务员的人数也会相应增加。

而相比已经工作了的人，大学生无论是在精力还是时间上，参加考试都显得更有优势，也就更加助推了这一趋势。此前，英国《经济学人》的一则报道称，20%的中国大学毕业生都想成为公务员，从另一个角度为大学生报考公务员做了注脚。 [详细]

体制内仍诱惑大，考公务员成为一种理性的职业选择

最后，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是“经济人”，人们的选择都是理性的。这样的假设可以解释今天为何大学生击破脑门进入体制内——因为那里象征着权力、声望、稳定的收入以及可靠的社会保障，而这些就构成了一个人体面生活的全部。

如前所述，当前制度设计下，某些岗位上的公务员还存在利益过多过当的情况。这种过多过当，其实并不是表现在工资上，而是表现在工资以外的公务员的福利和灰色收入上。在当公务员仍然有很大利益，而且是在社会公众普遍公认这种利益存在的情况下，热衷于加入公务员队伍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也是一种体制性现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其他谋生渠道，首先国企有自己的一套体系，一般要有关系才可以进，国考相对公平一些；其次，民企没那么稳定，而且由于近几年国企的拓展，对民企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再次，一般性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草根组织，待遇都很差。所以，作为一个经济人，考公务员肯定会成为热门选择。 [详细]

既然“公务员热”在短期内无法改变，那么与其挥舞着道德的大棒去苛责那些处于求职阶段的大学生，还不如在这项制度的健全上下功夫。也就是说，真正该反思的是它在现实操作中显现出来的各种弊端。

就业歧视，户籍年龄学历性别都是问题

11月20日，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发布《2011年国家公务员招考中的就业歧视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调查的2011年国家公务员近万个岗位，全部存在健康歧视和年龄歧视，此外招考还在政治面貌、性别、户籍、年龄等方面存在歧视性要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各类招聘会中，就业歧视是一个无处不在的顽疾，成为很多应聘者求职的拦路虎。但是，公务员考试作为一个全国性的选拔性考试，一个国家不拘一格的求贤之举，它所具有的引导作用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35岁，原本是人生中最富激情、最富创造力的年龄，然而现实生活中，35岁却似一道无情的坎横在中国众多年轻的“老”求职者面前。尤其当越来越多的大龄研究生被多种职业拒之门外时，他们的就业正遭遇无形的年龄歧视。性别歧视更是占总职位的一成多，户籍和地域就更不必说了，尤其是在各地的地方公务员招考中这种限制简直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详细]

暗箱操作，谁都可能成为“被刷的宋江明”

除了这种明摆着的歧视，还有一些暗地里的手脚，也就是说在招考中存有大量的“暗箱操作”乃至“萝卜招考”的问题。近期，山西长治市“公务员考录第一名体检被刷”事件的主角宋江明，更是通过维权将这种暗箱操作公诸于大众之中。公告显示，他笔试成绩第一、面试成绩第一、总成绩第一。接着，他在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参加了体检。就在自己认为将要成功步入环保局大门时，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令他始料不及：他被告知体检不合格，出局了。

应该说，发生在“状元考生”宋江明身上的戏剧性情节，曝光了一些地方公务员录取过程的不透明、难受监督的问题。首先，公务员考试理当公平公正公开。然而从本案暴露的问题看，现行监督、制衡机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考生的知情权、申诉权没有得到可靠保障。

如果不是媒体曝光，从而引起上级重视，重查此案，宋的“被不合格”可能就冤沉海底了。媒体监督的力量，反过来也说明日常监督机制并不“灵敏”，无法下情上达。体检这么有客观标准的事，尚有如此大的“操作空间”，那么“面试”这种主观性很强的考核又会怎么样？公务员招考，还有多少“宋江明”？ [详细]

难进亦难退，“占着茅坑不拉屎”现象严重

无庸讳言，多年来各级政府与公共部门的规模一直在扩张，客观上起到了人才吸纳的作用。但是，无论我们怎样看待政府扩张的利弊，都要承认政府的吸纳能力不可能无限扩大，总有个边界。目前的现实情况就是，政府的吸纳能力已经遇到了三个瓶颈。它们分别是财政瓶颈、代际瓶颈、地区瓶颈。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一方面“公务员热”难有缓解，太多人欲进体制而不得，另一方面，已经在职的公务员又存在“在其位不谋其政”以及“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现象，他们无有作为，前段时间被曝光的公务员上班期间玩纸牌还只是一个缩影。因此，要做到破除公务员的“职业崇拜”，应当在“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和“强化分类管理，进一步推广聘任制等方面着力，以图打破‘铁饭碗’”。这两项均旨在打破公务员的“终身制”，只有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才能保持公务员队伍的高效、优质，淘汰不合格的人群，值得庆幸的是，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在进行相关尝试。[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