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案既出，要么担心被问责而联手阻止案件平反，要么即便案子翻过来，相关责任人却依然身居高位，无忧无扰。河南高院此次开出的“错案责任终身追究”药方，有其值得理解的现实处境，以及改善司法形象的良善愿望，却依然存在不少可堪忧虑的制度疑窦须要厘清。

各种因素或明或暗侵蚀司法公正

错案责任追究应当遵循“权责对等”的原则，既然法官要对经手的案件终身负责，那么就应当充分保障法官独立审判的权力，这既是现代司法制度的重要职业伦理，也是促使法官将案件办成“铁案”的内在动力。在时下特殊的司法背景下，尽管法律明确规定法官审判不受外来干扰，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却常常受到来自社会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一些重大敏感的刑事案件，法官更容易受到某种暗示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错案责任的板子只打到法官身上显然有失公允。

一些现实中对司法的强势干扰，往往采取非书面、无痕迹的变异方式进行，不仅事后难以取证，也让当事法官可能百口莫辩，成为牺牲品。更遑论不少错案本就源自司法行政化的长官意志，而错案追责亦沿袭着行政化的启动方式与惩处思路(甚至直接内含党纪处分)，有悖于司法权力区别于行政权的专有属性，且自上而下径自下达的处罚，也似有超越上下级法院间“监督与被监督”法律关系的定位。[详细]

中国特色的审判委员会让法官无法起到主导作用

现行宪法的相关描述中，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是法院而非法官个人，在司法实务操作中，主审法官作为案件的实际责任人，往往在案件审理、定性中无法起到主导作用。受到包括(但不限于)审委会、法院内部行政化管理氛围、甚至政法委主导下的公检法联合办案等诸多因素的左右，或明或暗，侵蚀着司法的纯粹与公正。甚至在此次追责规定的例外条款中，径自含有“经审判委员会依法确认不构成错案”的情形存在，审委会意志，以及其他外在于法院而存在的干扰力量，均可顺势委身(或托声)于审委会，并在事后轻松规避刑责。

因此，要真正体现“谁用权，谁就要负责一辈子”的问责宗旨，就必须明确和细化案件审理各个环节的责任认定，包括主审法官、合议庭、庭长、审判委员，甚至主管院长的责任。尤其是对二审的最后裁定，更需明确其监督一审的“把关”责任。要通过责任细化，避免权责不明和法不责众的问责尴尬。[详细]

法官最终仅是纸面上的案件责任人

河南高院有负责人用“谁用权，谁就要负责一辈子”来概括此番问责的核心要义，但关键之所在，于当下的司法环境中，真正掌控和行使司法审判权力的主体，呈现着“纸上一回事，实际另一回事”的窘态。

作为司法流程中的一环而存在的法院审判权，其对错案的判断与掌控还受制于侦查、公诉等诸环节的影响，正常、健康的司法环境下，可以生产基于法律与良知的裁断，即便是公安、检察程序中出现问题，仅以司法专业的纯粹裁判亦不难辨识与抵抗。但在联合办案积弊、所谓“兄弟单位”流俗等复杂因素掺杂后，乱象横生。事实上，不少错案并非法官能力有限，眼拙而不识，实乃明知有错却不得不判，明知有违法律却难抵权力干扰。

诸种情形交相作用之下，法官仅是纸面上的案件责任人，现有追责规定所可能忽略的，便是真正操纵司法的人、机构和势力。[详细]

“上一级法院的法官们，在没有这项制度以前，认为案子判得不对他就改，判得不清他就发回去，但有了错案追究制度后，他们反倒不能不顾及同行的利益了。”一位法律业内人士就用这种微妙关系撰文形容错案和追责法官。

纠正错案的目的只有一个——归还正义

无论是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还是至今还没有说法的聂树斌案，纠正他们的错案的核心要义是要将正义归还他们，而非一定得处分多少个当年的法官。况且，以赵作海案来说，审讯程序中存在严刑逼供的情况，一个杀人案件仅仅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事件就走完了所有的程序，这恐怕不是一两个法官的责任，更多的还是“限期破案”、“从重从快”的压力。

2005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全国率先取消了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以“法官不规范行为认定”制度代之。这意味着，评判法官的依据，不再是其审判结果是否被上级法院否定，而是在审判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当、违法行为。因为纠正错案的最终目的不是惩罚法官，而是正义重新到来。[详细]

追责法官会让正义再次迟到

善良的人们以为，只要是“死人复活”或真凶出现，那么冤假错案都能得到平反，但现实告诉我们，如果是“死人复活”，纠正错案没有话说，如佘祥林案、赵作海案，但真凶出现，尽管案情铁板钉钉，无辜的当事人却没有这么幸运。2005年媒体报道的河北聂树斌案，真凶出现到如今近7年了，尽管聂树斌白发苍苍的老母奔走于各级政法机关，但冤案的纠错至今仍遥遥无期。一个明摆着有冤情的案子，其查清过程为何竟如此艰难？

恐怕不是“无人管”的问题，而是管的人太不得力、太多顾虑吧。或是怕推倒重来影响部门形象，或是怕暴露问题追究责任。司法机关种种拖延的行为，却给无辜者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如果说，第一次有罪判决是对无辜者的第一次伤害，是司法的第一次不正义，那么，第二次拖延不纠正的行为，则是对无辜者的第二次伤害，是司法的双重不正义。[详细]

错案追究制不但影响法官的独立审判，最终损害的是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和法律的公平。

法官责任追究有明确法律规定，执法行为也享有完全豁免权

从中国法律关于法官责任的规定看，原则上以行为的违法性作为追究法官责任的标准，但有时也兼顾“造成错案”这一结果标准。如法官法第30条、第31条规定：法官玩忽职守，造成错案的，应当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法官停职、免职都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而非一个错案就要追责终身。

给予法官充分的职务保障，这是法官职业特点的需要，又是法官独立行使职权的需要。各国的法官都不同程度地享有“免责权”，即法官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条件下，因履行司法职务的不行为或不当行为，有不被追究、不承担某种民事责任的权利。如在英国，法官“是完全独立的。对于他们在执法过程中所做的和所说的任何事情享有完全的豁免权，即使是恶意所为事情也是如此。甚至一个下级法院的法官，如果越权，在民事诉讼中也享有豁免权。”

法官依法行事而不需担惊受怕

对于法官的追究依照公正程序进行，这是为了防止出现任意撤换、制裁法官的不正常现象，保障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从各国法律关于法官追究的规定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程序：一类为弹劾程序，旨在对实施了严重犯罪行为、不法行为或不当行为的法官进行罢免。

如在英国，根据《1925年最高法院审判法》第12条、《1876年上诉法院法》第6条的规定，高等法院、上诉法院的法官，除司法大臣（Lord Chancellor）外，都是由国王任命，永久任职，只要其行为端正，其职位就受到法律保障；除非下议院提出并经国王批准对他进行弹劾，才能由上议院免职。弹劾法官的理由为法官实施了严重犯罪行为或不法行为。

英国原上诉法院院长丹宁勋爵在其所著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中指出：当法官依法行事时，每位法官均应受到保护，以免负赔偿损害的责任。所有法官都应该能够完全独立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不需担惊受怕。

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一些地方法院试行所谓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这一制度的单独建立，将人们对法官责任追究制度的理解导向了误区，在实施过程中必将产生诸多的弊端。

法律不是数学，一般错案很难认定

法律确实不是数学。对与错，是一种公理判断加法律判断。有些合理的，不一定合法。合法的，可能在社会上看来又不合理。房产纠纷、购销纠纷、借贷纠纷、质量纠纷、委托理财纠纷，对同一法条的理解，法官可以各不相同；如果用司法解释判，司法解释互相打架前后不一的多的是；如果按学理解释判，那就像开学术讨论会，永远不会有一种统一无争议的观点。

因此，一个法官如果心术不正，要黑掉一个案件，其实易如反掌。他可以装傻说我当时法律理解错了。越是法律功底好、文字能力强的法官，越能把一个错案搞得天衣无缝，让你根本找不到把柄。因此，错案追究，除了死人回家这种明显的错案，一般的错案根本无法认定。[详细]

“错案责任追究”消极作用远大于积极意义

“错案责任追究”强调的是一种结果责任追究，而“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强调的是一种行为责任追究。前者所依据的标准带有某种不确定性，而后者所依据的标准则具有确定性。从其他国家关于法官惩戒的规定看，均是以行为作为追究法官责任的标准。2005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全国率先取消了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以“法官不规范行为认定”制度代之。这意味着，评判法官的依据，不再是其审判结果是否被上级法院否定，而是在审判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当、违法行为。

此外，从法官违法失职行为与错案之间的关系看，违法失职行为并不一定导致错案；反之，错案的产生也并非一定由违法失职行为引起。从对错案的检查中固然可以发现部分违法失职行为，但建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以法官办案的结果作为追究其责任的原则性标准，将会引起的消极作用远远大于其积极意义。因为一旦发生错案，法官即面临着可能受追究的境遇，这将对司法独立原则、对错案纠正制度造成严重冲击。[详细]

避免错案应仰仗专业和独立，而非惩罚

司法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些错误可以原谅，有一些则不可以原谅，所以要对司法错误做区分。司法人员受贿或者出于其他私利枉法裁判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对非刑事责任的责任，则要非常谨慎。但如果错误在一个法官身上出现的频率过高，他的能力、职业道德也应受到怀疑，对这种情况，也应建立相应的责任机制。

诚然，对主审法官的终身追责，或可以从一个侧面客观上促使法官慎用手中权限，在涉及案件定性等重大问题上，更多地想起法律与良知，更多地念及“历史的考验”，即便在外力难抗、上意难违的时刻，也多几分“枪口抬高一寸”的念想与动力。而司法的艰辛，症结依旧在于司法行政化倾向得不到有效遏制，甚至司法专业化方向亦难被持续坚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