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六六创作了关于医患纠纷的小说《心术》，她认为，“大部分人的心里感受是现在的医生，医德与医风极差，草菅人命，金钱挂帅，不放过任何榨取的可能。”

8毛钱的药只是缓解症状，并未治愈

根据深圳市儿童医院外二科李苏伊主任的判断，孩子仍应尽快接受检查，他说：“今天我看了孩子，现在孩子的肚子还是圆鼓鼓的，腹胀严重，腹壁发红，腹部静脉曲张，情况仍不容乐观，这种情况绝对不能称为‘已经好了’，所谓8毛钱治好了这个孩子的病绝对是夸张的说法。为孩子的健康考虑，希望家长能尽快带孩子去医院检查。”

广州的李成昌医生也说现在还不能下痊愈的结论。“巨结肠有间歇期，当下用药缓解了症状，但可能几天之后或者几周、甚至几个月之后又会出现症状。” [详细]

但事实存疑的“八毛门”已引发民众激烈回应

正如新闻所说，“媒体关注这件事，10万元手术和8毛钱治愈的反差是关键”。但当事者却说，“从没说过广州儿童医院8毛钱治愈孩子”。厘清困惑是必要的，但更值得重视的是，“八毛门”事件的后遗症——深圳儿童医院陷信任危机，多名患儿家长明确表示拒绝手术。

手术恐慌症的出现，有非理性情绪在内，但更有不信任危机加重的因素。可以说，手术恐慌症和“八毛门”有一定的对应惯性。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类似于“蝴蝶效应”：一只南美洲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的一场龙卷风。引申开来，是指微小的变化能引发连锁反应。就笔者的理解，“八毛门”事件就是这样一只蝴蝶，是诱因而非根源。 [详细]

并不存在的“缝肛门”事件也曾引发舆论质疑狂潮

“缝肛门”事件，起自陈先生向媒体报料，称妻子在医院生产，因助产士嫌红包少被报复，肛门被缝。此事经卫生部门调查，确认为不存在肛门被缝而是生产过程中处理痔疮。后来，警方认定未发现故意伤害行为。

但在“缝肛门”被媒体报道之后，人们将此当成事实，据此产生了诸多评论。基于医疗作为社会问题的普遍现状，人们容易倾向于认为“缝肛”行为存在。这是“缝肛门”爆出之后，没有被作为一个疑问，而是被相当多的人不假思索地当成事实的社会基础。 [详细]

作家六六称，这世界大多数人是善良的，恶性只有一小部分。而因为这一小部分的影响，大多数人都将心底的善念包裹起来。为什么一小部分的恶性却让大部分人对彼此都失去了信任？

医生：少数医德败坏现象被曝光，造成情况很普遍的错觉

医务人员从事的是高技术、高风险的职业，但长期以来由于政府对医疗卫生行业经费补偿不足，使医务人员的技术性、劳务性价值得不到很好的体现，待遇 与投入不成比例。加之目前医疗市场的不规范竞争，个别医务人员受拜金主义影响，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出现了收受“红包”、药品回扣等违纪违规行为，加重了患者的负担。

同时，在媒体报道中，一开始就采用轰动性的标题和带有倾向性的内容吸引眼球并不在少数，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对医院疑罪从有的倾向。重患者自诉轻医院自辨。重事前渲染，轻事后析责。似乎只要医方与患方达成调解协议就坐实了医方为医患纠纷负全责的事前认定。至于院方在其中到底有没有责任，有多大责任鲜有人关心。[详细]

民众：对医生职业缺乏了解，有天然的抵触和畏惧

现代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使许多以前难以治愈的疑难杂症得以根治。但随着疾病谱的不断改变，医生面对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疾病，有时依然会显得无 能为力。同时，由于医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和其本身的高风险性以及个别医疗意外的不可预见性，有时可能导致实际治疗效果与患者期望值之间出现偏差。

如现行的冠状动脉搭桥术，其术中死亡率是1%，尽管这种不幸的发生率不高，但对于某一患者而言，一旦遇上就是100%。医学损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可逆性，一旦患 者或家属对此种情况不能理解，不能以科学的、理智的态度看待疾病的发展和治疗进程，无疑会迁怒于医生，引发医患矛盾。这也是直接导致患方对医务人员信任度下降的重要原因。[详细]

医院：医疗收费不透明，信息不对称民众自然疑虑重重

医疗收费不透明问题也是加剧医患信任危机的“导火索”。由于医患双方掌握医疗信息的不对称，患者对具体的医疗收费项目的内涵不清楚，而且技术性、 劳务性投入量很难准确量化。加上受硬件限制，有相当一部分病人无法自主查询医疗费用，从而心存疑惑。至于个别医院或医务人员自立项目收费、分解收费、超标 准收费，则更是败坏了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诚信形象，导致患者的信任度降低。[详细]

法律：多轨制导致两套鉴定程序并行，让法院无所适从

“医疗双轨制”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处理医疗纠纷的法律依据二元化；二是损害鉴定制度二元化。在处理程序上，依照条例，处理医疗纠纷首先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而依照《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则需要进行司法鉴定。长期代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北京律师祝永根说，在具体诉讼案例中，两套鉴定程序往往会成为医患双方博弈的焦点，一定程度上也造成法院系统采信鉴定结论的无所适从。而由医疗鉴定委员会鉴定医疗事故，曾被认作近年来医患纠纷剧增的重要原因。[详细]

医疗事故鉴定机构：不独立、无权威，无法赢得患者信任

在医闹事件中，患者和医院的冲突在于，医院要通过医疗事故鉴定来解决问题，而患者并不相信这个。医疗单位坚持做医疗鉴定，并不仅仅出自对专业的信仰，也是因为对裁判机制有利于己的信心；患者家属拒绝医疗鉴定，也不仅仅出自对医学的无知，而更多的是对裁判机制的深深不信任。换言之，双方的分歧是体制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也因此很难有调和的余地，在这种情形下，自觉处于弱势地位的患者一方，往往会以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主张。[详细]

六六认为，要改变对立紧张的“中国式医患关系”，只有通过政府的投入和医疗体制的改善，医患之间相互的信任，医生的仁心加仁术。但摧毁信任容易，要重建却难得多。

医患之间猜疑损害社会最基本的信任

人总得生病，生病了总得看医生。所以，不管你信还不信，都无法避免跟医生打交道。而医患之间的信任，既非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上，也不仅仅是利益交换。患者是将自己的身体和健康交给医生，医生所决定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因此，医患之间的信任是医疗过程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东西，它是医疗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提。

但现实却是，患者对医生提心吊胆，总担心自己被骗，这对于治病肯定没好处。医生本来就工作强度大，有很多专业问题需要应付，还得应对患者的质问和怀疑，更加不利于治病救人。可以说，医患之间缺乏信任，双方都受损，没有人是赢家。 [详细]

对什么都不信却是如今的社会通病

何止医患之间信任缺失，对什么都不信已经成了如今社会的通病。在“钱云会”事件中，不管怎么解释，老百姓就是相信村长是轧死并非交通事故。而像“郭美美”这样的事件，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社会的信任基础。尽管红十字会声称与“郭美美”毫无关系，媒体报道也没有调查出结果，但人们还是始终认为郭美美的事没搞清楚，背后一定有隐情。

食品业有“毒奶粉”、“染色馒头”，医疗业有“过度医疗”、“乱收费”，扶个人可能面临被起诉赔偿的法律风险，连慈善业都有欺骗的嫌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民众自然会产生警觉。

尽管很多时候这种“就是不相信”有很多不理性的成分在，但背后的缘由却不可忽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便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还是政务诚信出了问题。他说，有些地方政府诚信缺失现象严重，对社会风气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