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电视辩论是媒体技术革新的产物。一个没有经历过聚光灯的领导人，一个没有在聚光灯下经历检测和答辩的政策，总会多少给选民们带来一些遗憾。

起源美国，渐成许多国家（地区）选举常态

电视辩论是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国家新兴的一种政治传播手段。之所以新兴，其实也正是因为比起西方选举史来说，电视辩论的历史非常短。但是就在短短的50年时间中，电视辩论从美国扩展到德国、意大利、以色列，再扩展到拉美国家如巴西、智利、墨西哥等地。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开始运用类似手段。

应该说，发展到今天，它已经成为不少国家和地区选举制度中的一种常态。具体到台湾地区，直到2004年才出现第一次电视辩论，在那场辩论会中，主持人公视董事长吴丰山在开场时形容道：“自1996年举办‘总统’直选以来，历经8年之久，台湾才能跟欧美民主国家一样举办候选人电视辩论会，意义十分深远。这虽然是扁连两人的一小步，却是‘国家’的一大步。” [详细]

全民参与，聚光灯下政治变得好看又好玩

学者任东来认为，用和平的竞选和选举来完成历史上充满杀戮血腥的政权更替，是英国人对现代政治的伟大贡献；利用电视辩论来实现政治的社会化和平民化，则是美国人的一大发明创造。虽然，电视快捷和直观的特征有可能会降低政治竞选的质量，但是，它却缩短了候选人与选民的距离，让政治变得更好看也更好玩，并可能吸引更多人的参与。

因为，这种电视辩论有着类似于选美比赛的观赏性和娱乐性，它的评委是那些愿意投票的选民，主角则是外表和性格全然不同的总统候选人。与选美参加者要展示身段不同的是，他们主要是展示自己的政见主张。应该说，一个没有经历过聚光灯的领导人，一个没有在聚光灯下经历检测和答辩的政策，总会多少给选民们带来一些遗憾。[详细]

去神秘化，候选人“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马克斯.韦伯将现代化的过程定性为一个“去魅（神秘）化”的过程，这才有了公正、公开、自由、民主、法治等现代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所谓国家“去魅（神秘）化”，说得通俗点，就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揭开神秘面纱，而不是带着面具做事。就民主政治的基石——选举而言，则更应如此，试想如果连候选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抑或知道了长相却对其性格和兴趣爱好全然不知，选民又怎能完全放心将票投给他（她）呢？

相比其他途径，电视辩论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第一次把候选人的所有特点都通过动态画面展示出来的手段。通过辩论，组织者实际上以最直观和生动的形式向观众传递了潜移默化的信息:这是政治市场上一场完全公平的竞争；总统及其政府的权威是可以怀疑、抨击、挑战甚至颠覆的。

在电视辩论中，每个人的政策、风格、特色都能展示无遗。甚至在不少电视辩论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工业化的制作流程。时间、地点的选择，服装的颜色、款式，候选人每一个动作、表情和眼神都经过精心策划。[详细]

在电视辩论中，选民在关注候选人阐述政见的同时，还会关注哪位候选人长得更帅（漂亮）、穿着打扮更得体，哪位候选人的口齿伶俐、演说能力出众，而这些特质甚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最终选举的结果。

选民“以貌取人”，相比枯燥政见更在意谁有“总统范儿”

电视辩论，顾名思义，当然带有电视文化的特点，所以，候选人除了在辩论中向未做决定的选民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镜头前向“以貌取人”的选民们展示自己的“总统相”，显示自己在领导气质、人格魅力、个人形象等各方面的优势。拿此次台湾大选电视辩论来说，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就有这么一个判断，他认为，台湾选民紧盯电视辩论是在看谁最像领导人。

其实候选人辩论过什么课题，有过什么具体政见，选民往往在事后记不清楚，反正对他们大致的竞选纲领大家都心里有数，但是他们在辩论中所表现的形象却会给选民留下深刻的印象。1960年的首次电视直播总统竞选辩论中，肯尼迪以其年轻精干的形象赢得了选民的青睐，在大选中击败了在电视上看上去有些衰老的尼克松。所以为了赢得大选，总统候选人的对他们在辩论中的形象非常重视。夸张一点地说，参加总统电视辩论的候选人们对形象包装的重视程度一点儿也不比参加选美比赛的佳丽们逊色。[详细]

“细节决定成败”，他们都曾吃过“电视政治”的亏

尼克松邋遢形象上电视，失掉大好选战局面

1960年的第一场辩论是在尼克松和肯尼迪之间展开，当时他们都不是在任总统，因此都希望通过电视辩论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虽然那时美国电视的普及率已经达到80%，但不知天高地厚的尼克松并不了解电视辩论所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当他汗流浃背的情景通过屏幕传遍整个美国时，那再平常不过的汗水经电视镜头的处理，就成了狼狈不堪的写照。而作为尼克松对手的肯尼迪则注意了电视传播的特点，在炙热的聚光灯下一身薄西服，年轻得体。

一场辩论下来，二人的执政形象一目了然，几乎是粉丝们将肯尼迪送进了白宫。后来，尼克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称，自己很后悔未经充分准备就答应了这场改变历史的电视辩论。

老布什辩中偷瞄手表，被指提前败下阵来

另一场让候选人“吃亏”的电视辩论则是1992年美国时任总统的共和党人老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之间的辩论。虽然布什比克林顿年长，但是从口才和政策介绍上却比较古板。更令后来许多选民和政治传播学者津津乐道的是，当克林顿回答问题，走到选民中间和他们热情互动之时，老布什悄悄地拉了一下袖子，低头偷看了一眼手表。但是这一镜头被媒体拍了下来，让许多人认为老布什已经不耐烦了，希望快点结束。美国名记者Joe Klein称，打从这一刻开始，“总统选战提早谢幕”。 [详细]

理性精神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在一个常态的民主社会之下，“多一些理性辩论，少一些谩骂”值得提倡。

淡化意识形态，攸关民生的具体政策成为辩论焦点

对于意识形态的淡化， 使选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是走向成熟的电视辩论的最显著特征。具体到此次台湾大选中，“统独之争”、“浊水溪”线以及“二二八”历史包袱等传统意识形态问题均被淡化，有的甚至未有提及。也就是说，马蔡宋三人均将辩论的焦点集中在攸关民生的具体政策上，如政府赤字、失业率和教育问题等。可以预见的是，即将到来的选举将是台湾民主化后最理性和温和的选举。民进党利用群众街头运动帮助选情，打悲情牌、族群牌、省籍牌、统独牌的情况会越来越少，虽然其两岸政策虽然摆脱不了“台独”思维，但也不会像陈水扁一样，不断挑战大陆的底线。

应该说，电视秀虽说短暂， 但是其效果和影响却不能被忽视。因此， 马蔡宋三人要在选民群体分化的背景下，通过对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政策阐述而给自已在大选中赢得最佳的机会。[详细]

增强选举理性，论战过后选民投票心理或发生变化

在被问到电视辩论是否会让电视直播辩论让政治变得“肤浅化”时，学者刘瑜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她认为，电视直播辩论给民众一个机会聆听不同政党的政纲，这是好事。有很多选民可能从来只看电视不读报纸、更不会去读政府报告什么的，那么电视辩论给了这些选民一个较深入了解政治议题、各党政策的机会，这怎么会让政治变得“肤浅化”呢？可以说电视直播给了候选人“忽悠”的机会，但别忘了，每个候选人的“忽悠”都会很快被旁边另外两个候选人无情揭穿，正是在不同候选人的“忽悠”与“反忽悠”交战中，民众得以了解各个政党每项政策的利弊。也就是说，这种电视辩论，会增强选民的选举理性。

同时，如前所述，辩论还通过电视屏幕向选民展示了候选人的个人风格，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对从政者个性与仪表以及视觉效果的强调，这种强调有时甚至超过政策内容实质。而对于大批选民，尤其是常常在选举中发挥决定作用的中间选民来说，他们对候选人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双方的几场电视辩论，辩论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投票心理。

以美国大选中的电视辩论为例，在1988年的大选当中，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就因为在回答相关问题时表现不妥，而被舆论和民众认为内心冷酷，成为他竞选失败的重要原因。四年前的大选，戈尔在电视辩论中略显木讷的表现也导致丢分，而布什则充分展示了颇能迎合美国选民心理的个性特征，最终成为以个性战胜政绩而赢得白宫的典型。[详细]

强化规则意识，电视辩论实质上是一场民主操练

令人欣慰的是，在经历了两次大选辩论和去年的“双英”辩论之后，台湾地区的电视辩论逐渐成熟起来，它一般由独立、中立的媒体掌门人主持，辩论各方共同遵守平等文明的辩论规则，各路媒体现场直播。简单讲，那就是，各方“平起平坐”，公开透明。从这一选举的具体表现形态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作为利益博弈方式和政治表达方式的进步。

再有，通过不断上演的电视辩论，作为选民的普通民众也会在一次次的民主操练中得到锻炼，他们的民主素养势必会随着规则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确立而得到提升。在2008年的台湾大选电视辩论中，就出现了一批发问甚有水准的民众，可以说，他们的问题体现了台湾公民意识的水平，如有多位公民问到如何改善台湾碳排放问题，显示它成为台湾许多人关注焦点。所谓“公共议题”有时不一定都直接讲到每个人短时间内钱包增收多少，但有时却与大众集体安全环境密切相关，如何处理这种问题也恰恰能反映政治人物思想水准。如果政客仅仅都是为眼前利益驱动（如GDP，投资额，“现代化形象”等等），自然无法打动有成熟公共意识的选民。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