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回避所有问题的纯粹商业片

1987年，张艺谋的处女作《红高粱》成为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的第一个标志；1994年，《活着》是张艺谋艺术上的里程碑，也是一直未在国内公映的“禁片”；2002年，《英雄》开辟了中国商业电影的大片时代，但口碑与票房成反比。2006年《满城尽带黄金甲》之后，张艺谋忙于开幕式、舞台剧，直到2009年回来，发现已经满市场充斥着古装、武侠、大明星、大制作。于是《三枪》横空出世。《三枪》最大的特点是投入产出比很高，一千多万元的成本却收获了商业大片般的票房，随之而来的是空前的骂声。《三枪》是张艺谋的娱乐底线，也堵死了他在艺术上的追求。紧接着在改编自畅销小说的《山楂树之恋》里，经历过“文革”的张艺谋“拐到了时代的转角”，他屏蔽掉一切敏感话题，屏蔽掉一切与题材和时代有关的思考。从最初的艺术追求到如今的追逐票房，张艺谋选择了最稳妥也是最安全的一条路。

姜文：自成一格的商业尝试

从1995年横空出世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到2000年口碑爆棚的《鬼子来了》，再到2007年最具争议之作《太阳照常升起》，公众“神化”姜文的理由很简单，尽管他的作品少，拍片周期长，但他有自己的趣味，而且最符合少数话语权阶层的审美。今年底，一部打破姜文“文艺神话”的《让子弹飞》横空出世，姜文一如既往以十年磨一剑的速度推出了个人的第四部电影，同时也是他历来最接近商业类型片的野心尝试。自成一格又好剑走偏锋的姜文就是一个最大未知数，他有着犀利且辨识度极高的个人风格、纯熟的镜头语言和良好的节奏感。提前观影的影评人、媒体人呈现出多年难见的“一边倒”态势。

陈凯歌：坚持文艺情怀的商业片

这些导演向商业妥协，都是有策略上的考虑，但他们每个人的自身情况和动机却不太一样，在商业与文艺之间的游走方式也不尽相同。陈凯歌严格意义上对商业电影的彻底尝试只有一次，那就是《无极》，结果不仅经济上没有满意的成绩，连之前较好的口碑都受到了很坏的影响。之后他拍的电影，都不是纯粹的商业片，所以他可能会越来越坚信原来的东西才是最适合他的，某种意义上说，他是那几个“大师”里面最寂寞的一位。

可以说，《赵氏孤儿》在某种程度上是陈凯歌多年来带给观众最大的意外，它会让人不自觉想到曾经熟悉的文艺片导演陈凯歌，其中有陈凯歌对于自身命运的揣摩与理解，“我觉得能力是其次，首先是心境，心境平了，事情也就平了。拍《赵氏孤儿》的时候，我有点儿像回到拍《霸王别姬》时候的感觉，别想异军突起，或者老琢磨着要高屋建瓴。”他豁然开朗：“我觉得我们得拍有态度的电影，又要以无态度的方式去拍。愣说程婴是一个大英雄，这就有态度，我们不要这种态度，但不等于我没有态度。”[详细]

电影有评价标准：商业片不只为娱乐

冯小刚曾自述姜文说过：电影应该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得是酒。你拍的东西是葡萄，很新鲜的葡萄，甚至还挂着霜，但你没有把它酿成酒，开始时是葡萄，到最后还是葡萄。他还说：小刚，你应该把葡萄酿成酒，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杯又一杯的鲜榨葡萄汁。

电影显然不止好莱坞一种，商业电影也并非一定得是好莱坞式的。好的商业片既叫好又叫座，比如《肖申克的救赎》，能够让观众在享受电影所带来的影音娱乐之外再去思考点什么。中国电影产业极不成熟，在商业片浪潮中，大大小小的导演都在进行尝试。有像《大笑江湖》这样明显的烂片，也有《非常勿扰》这种仅仅满足于取悦观众的电影，是否也应该有点别的内容？比如试图让观众思考的《赵氏孤儿》。

陈凯歌的努力：从高高在上到争取理解

拍摄《无极》时的陈凯歌有“十年后，再开风气先”的野心，有视万众欢呼为草芥的狷狂，此后在面对网络的恶搞和谩骂时，他愤怒地回应，是对观众赤裸裸的挑衅。在《赵氏孤儿》的宣传中，陈凯歌屡次为当年道歉并反思自己的错误。虽然仍旧批评不断，他去解释而非否定。他回应观众对《赵氏孤儿》的疑问，解释自己的创作动机，揭示影片中想要表达的思想和价值观。在这一点上，他几乎是不遗余力的。他像是一个传教士，通过电影传达自己的思考，通过采访传达自己对电影的思考。这是一种对观众潜移默化的培养。如果观众开始理解他并欣赏他的电影，他的目的便已经达到。下一部陈凯歌电影或许能少一点纠结，更加纯粹地表达陈凯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