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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帕尔事故及其生产安全中的法律问题

2010年06月08日 17:45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报

[摘要] 印度博帕尔事故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工业灾难。事故虽已过去20年,但处理并未结束。受害者的救助问题甚多,司法救济仍悬而未决,后续灾难更是愈演愈烈。本文试图通过博帕尔事故全过程的考证,初步分析所涉主要法律问题,以期对我国安全生产加以警示,并引起法学界对生产安全法律问题的重视。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中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所引起的法律问题,应当引起我国政府的重视。

[关键词] 博帕尔事故; 生产安全; 法律制度; 跨国公司

[中图分类号] D99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6)04-0098-06

[收稿日期]  2006-06-15

[作者简介]  周永平,(1960-),男,四川绵阳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协调司副司长,北京大学法学院2002级在职博士研究生。

一 博帕尔事故及其救济过程

1984年月12月2日夜晚至3日凌晨,美国联碳公司(Union Carbide)设立在印度博帕尔的一家农药厂,在用凉水冲洗设备管道时,清洗用水进入装有数十吨甲基乙氰酸酯的反应釜,由于保持该反应釜低温(零度)的安全装置处于关闭状态,引起放热反应,产生巨大的能量,将反应釜内的甲基乙氰酸酯及其相关生成物大量排除,在博帕尔上空聚集并形成面积达20平方公里的拱形毒气云团。由于毒气泄漏发生在深夜,农药厂周围的居民正处于熟睡之中,农药厂的报警装置也处于关闭状态,因此这次泄漏事故的后果极其惨烈。资料显示,这次事故直接中毒人数超过50万人(当时博帕尔市区的人口约80万),3天内死亡人数超过8 000人;由于相关责任人没有履行起码的医疗救助、环境清理等责任,至今在博帕尔,尚有12万人忍受各种中毒引起的急慢疾病的折磨,总死亡人数已超过2万人;至今仍有约2万人天天饮用被废弃化学品污染、致癌物质含量超过数千倍的污染水,另外还有大量的新生儿中存在不同程度的生长障碍。

由于这一事故发生在贫穷落后的印度,肇事者又是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该事故的处理过程长达20余年,对无辜受害者的赔偿和起码的法律救济不仅没有落实,而且事故的后续灾难愈演愈烈。

20多年中,博帕尔受害者追求公正的经历大致如下。

事发后几天,联碳公司执行总裁沃伦·安德森到达现场,被印度当局拘捕,但由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在其交了2 500卢比(约合500美元)的保释金后很快被释放。

1985年印度通过一项名为“博帕尔法”的法律,确定印度政府为博帕尔事故惟一的代理人;1985年印度政府以代理人身份向美国联邦法院纽约法庭提出标的为33亿美元的诉讼请求,状告联碳公司,被法官凯南以“管辖不宜”并附加“联碳公司应服从印度法院判决”为由送交印度法院。

1986年印度博帕尔地区法院启动审判程序,联碳公司威胁,如完成对所有诉讼请求人的交叉质证,审理过程将长达1 500年—2 000年之久。为此,有关幸存者组织请愿要求联碳公司给受害者先行支付临时救济金。这一请求得到法官的支持,命联碳公司先行支付2.7亿美元的临时救济金。对此,联碳公司辩称,在没有审理之前让其承担责任开创了司法救济的危险先例,并上诉至印度最高法院。

1989年2月14日,印度最高法院宣布由印度政府和联碳公司达成的附含三项条件的最终解决方案:联碳公司支付4.7亿美元的赔偿金。三项条件是:永远免除所有民事责任;取消所有刑事指控;未来的任何针对联碳公司的诉讼均由印度政府应对。根据这一裁决的安排,法院根据受害人及其家属的请求,逐一对受害者发放赔偿金,其中中毒身亡者获得2 000美元的赔偿,伤者500美元的救治费。截止到2003年年中,大约有16 000受害者尚未通过法院的确认而领受到赔偿费,赔偿本金、利息余额约3.6亿美元。

1992年,在联碳公司拒不到庭的情况下,博帕尔地区法院查扣联碳印度公司的所有财产,并于两年后,经印度最高法院同意,将其出售给英国威廉姆森曼戈公司,用所得款项建立了一所信托医院,用于受害者救治。

1999年,美国联碳公司开始并入美国道化学公司(Dow Chemical Corporation)的谈判,并于2001年2月完成合并事项,原联碳公司的资产100%被道化学公司拥有,从此联碳公司在世界上消失。

1999年博帕尔事故受害者根据美国“外侨侵权诉讼法”(Alien Tort Claims Act),以污染与健康损害为由向美国联邦法院纽约地区法庭提起集团诉讼请求;2000年8月凯南法官驳回这一诉讼请求,原告方再向联邦第二巡回法庭上诉,该庭裁定,沃伦·安德森与其公司应该负损害赔偿责任,并发回地区法庭重审。2003年3月,凯南法官再次驳回此诉讼请求。

2004年9月,博帕尔地区法院要求作为拥有原联碳公司100%股权的道化学公司到庭举行听证,就10多年联碳公司为何不以被告身份到庭作出说明。道化学公司辩称,联碳公司是一个独立的公司,与道化学公司无关,他们不承担应诉与相关责任。为了配合“联碳公司为独立公司”的说法,在听证会举行前两天,在互联网上已经消失了几年的联碳公司的网页又匆匆地重新出现了。道化学公司由于与联碳公司极富争议的并购,被卷入了博帕尔事故的法律与道德的纠葛之中。

2004年 10月,印度最高法院作出裁定,要求印度政府将1989年最终解决方案中尚未使用的赔偿基金(约3.6亿美元)只能专用于事故受害者的补偿与救助。

博帕尔事故在损害的惨烈程度、解决事故遗留问题拖延时间之长以及在全球引发的关注程度之大等方面都是空前的。作为一个生产安全事故,其问题之复杂、涉及的法律问题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

二 博帕尔事故中主要法律问题的比较分析

博帕尔事故涉及许多法律问题,包括生产安全中的雇主责任问题,生产安全事故对第三人的伤害责任问题,生产安全的标准及其适用问题,“商业秘密”保护与安全健康的适用排除问题,企业的环境责任问题,吸收合并后公司责任的划分与承担问题等。其中最为突出、最为重要的是,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支配的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在国际法的层面对上述问题予以规范,确保实现跨国管辖,落实相关责任,使受害者得到相应的救济。

工业化初期,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基本上都采用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来处理工业事故。由于雇主的优越地位、工业生产技术的复杂性造成的举证困难,使工业事故的受害者几乎承担了所有的风险和实际损失。在历史上雇主主要以“共同过失”(contributorily negligent)、“自担风险”(assumption of the risk)和“同伴规则”(fellow servant doctrine)[1]作为抗辩事由逃避责任。为扭转这一局面,19世纪末期,各工业国在工业事故领域先后确立了无过错责任原则[2]。无论雇员之行为是否有过错,雇主都要为生产过程中受到了事故伤害的雇员承担赔偿责任。这一原则的确立不仅发展了传统民法的归责基本原则,而且开创了现代法积极主动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法律发展的新方向。

进入20世纪以后,各工业国普遍在工业事故领域采用了工伤保险制度,通过强制雇主为雇员职业安全健康承担保险责任,为消除各类职业危害因素,降低工伤事故起到了关键作用。以1970年美国《职业安全健康法》颁布为标志,各国均采用单行法的方式规定了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雇主对雇员所负的确保其职业安全与健康的法定责任。各国立法大多有雇主的一般责任条款(General Duty Clause),即“所有雇主都应为每一雇员提供保障,确保其在工作场所免于遭受可确知的、致命或可能致命或严重身体伤害的危险因素的伤害”[3],同时授权相应的行政执法机构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颁布和执行相应的职业安全健康标准。

1981年国际劳工组织在以往颁布了大量具体的专业性职业安全与健康标准的基础上,又通过了综合性的《职业安全卫生及工作环境公约》(第155号公约)及《职业安全卫生和工作环境建议书》(第164号建议书)。该公约及建议书要求雇主“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保证其控制下的工作场所、机器设备和工作等程序安全并对健康没有危险”,“保证其控制下的化学、物理和生物物质与制剂,在采取适当保护措施后,不会对健康发生危险”,“雇主在必要时提供适当的保护服装和保护用品,以及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预防事故危险或健康的不利影响”[4]。

可见,无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都规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确保雇员的安全、健康是雇主不可推卸的法定责任。在博帕尔事故中,联碳公司大量的雇员遭受死亡和伤残伤害,理应由联碳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联碳公司也深知自己的责任,并未对此作出任何辩护,但他们为推卸有关责任,曾编造事故是因人恶意破坏引起的,却没提出相应的证据[5]。

在重大、恶性的生产安全事故中,除受伤害的雇员以外,第三者也可能受到伤害,在博帕尔事故中,第三者数量尤其庞大。对此,应适用侵权法的赔偿原则。早在19世纪末,侵权法已经确定了“从事危险活动给他人造成损害负赔偿责任”的原则。在现代财产法中,也确立了在“行使财产权给他人造成损害的负赔偿责任”的一般原则。因此,联碳公司有义务为对在该事故中受到伤害的50多万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包括对死者及其家属的赔偿,对伤者的康复及生活来源提供救助等。

在处理生产安全事故中,各国除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外,受害雇员和第三方受害者一样,还可以根据雇主是否有过失而提出侵权之诉。这类诉讼涉及更为复杂的职业安全健康技术标准的适用问题。雇主在其工作场所、设备、机器和工艺过程中是否采用现行的具有法效力的安全标准与程序是认定是否侵权的关键所在。本案情况则更为复杂。作为在美国注册的联碳公司在印度控股开设的农药厂,其建造、设计的安全标准究竟应适用美国标准还是印度本地的标准就应该认真分析。美印两国在对劳动者保护(包括职业安全健康标准)及其他方面(例如环保)的标准不可能处于同一水平。跨国公司纷纷选择在经济落后国家投资,其中很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这类国家在安全标准、劳动保护、环境标准等方面要求不高,可以节约大量的投资成本,构成投资方面的比较优势。从保护人权的一般意义上,应将职业安全健康作为从业人员的一项基本人权来看待。总结博帕尔事故的教训,国际社会应该在相应领域制定统一的职业安全健康标准,以规范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从而避免类似的人权灾难再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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