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了，患者本应在医生的帮助下并肩应对病魔，但王宝洺却把矛头指向了医生，甚至最终做出残忍的伤害医生的举动，何以至此？

治病不成功，归咎于医生的第一次手术

王的博文称，徐文先是对王承诺只用小手术即可根治，但最终却进行了“破坏性的手术”，未将病变完全切除，导致癌细胞扩散。“徐文将小手术进行了一半，把完整的肿瘤撕裂，切下一部分，又将剩余部分取下四块‘活检’将其完整性损坏得支离破碎。”

但对于他的这一说法，同仁医院耳鼻喉科负责人愤然表示：“从治疗方案看，徐文无任何问题，且术前协议相关风险清楚标明，其家属也签字。但患者未遵医嘱，这不是医生和医院该承担的责任。”据上述耳鼻喉科负责人所说，王宝洺过了三四个月后又决定进行放疗，为此转到北京医科院肿瘤医院，此间并未按照同仁医院的医嘱去同仁医院进行复查。[详细]

诉诸法律途径，官司四年都未正式开庭

之后，王宝洺尝试用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他向法院提交上诉书和相关证据，但据王宝洺医疗官司的代理律师杨春香透露，因医患双方提交的病历不一致，司法鉴定遭遇停滞，案件至今“尚未正式开庭”。

王的经历很典型的表明，医疗纠纷很难走通法律程序。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医疗诉讼专业律师刘晔认为，目前，医患矛盾前所未有之尖锐，其根源不在医、患双方，而在于在处理医患冲突时，司法不独立、不公正。具体到医患之间的官司，则表现为缺乏公平公正的鉴定程序、质证程序和赔偿标准。 [详细]

求助媒体、致信领导，穷尽各种办法皆无果

在法律途径之外，王还积极联系媒体，希望能借助舆论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2009年4月，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便报道了他的事件，但却未引起全社会范围内的关注，没有成为一个话题，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同时，在王的博客中，他还称自己给北京市市委、卫生部领导写信反应情况，领导“很重视，并责承有关部门给同仁医院进行了通报”。但据王在博客中称，最后的结果却是“同仁医院一边找我谈话，一边伪造，修改了病历…”

发生了震动社会的血案之后，王宝洺的妻子龚女士如此解释王的动机：“要不是逼急了，他能干这事吗？” [详细]

这次血案并非孤例，单单今年就已经发生了9起医生被打事件。固然，有些医生确实过度医疗、医术不精、态度恶劣，但在这种固有印象之外，医生却承担过多的本不属于他的过错。

医改三年医患冲突愈演愈烈，中国医改沉疴难治

医改以来，对医院、医生有诸多约束；但患者一方，不理性的举动有增无减。有行业人士说，现在中国是全世界医患关系最严酷的国家。它表现在，一方面是医院的冷漠，包括发生在2010年的一起事件，孕妇因为没交费，被搁在手术台上医生就离开了，3小时没人管，最终导致患者死亡。这种事情屡屡见诸报端，证明医生和医院方面确实存在问题。而另一方面，警察进驻医院，医生护士要戴着钢盔上班，以防医患来闹事，以至于“医闹”这个词现在已经成为普遍用词了。[详细]

高医疗费：政府管制造就畸形“以药养医”体制

百姓提到医疗费用，通常不会分得很清，只一股脑儿把这笔账全算到医院头上。医疗价格共由四部分组成：一是药品，二是医用消耗品、器材的费用，三是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务费用，四是医院管理费用。

一位心脏外科举了一位患者的例子来说明药费为何这么高。在一位患者几十万的花费中，一个最复杂的心脏外科手术手术费是3000元左右，这是10多名医护人员的劳动成果。和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术中一根插管价格为几百上千元，一个膜肺三千元左右，使用一套左心辅助系统要10万元以上，使用IABP要1万5000元以上，使用CRT每天要5000元左右，使用的各种药品每天要几千甚至上万元。

西方有句谚语：“通往地狱的路往往是由善意的砖石铺成的”，政府管制常常是对这条谚语的最好注释。为了控制医疗费用，降低患者医疗负担，政府引入了一系列的管制措施，管制医院医生行为，管制医疗服务及药品价格，结果却事与愿违。各种管制措施反而造就了一个扭曲的“以药养医”的体制。 [详细]

医疗纠纷：调处机制不力让医生成为替罪羊

首先必须意识到的一点是，医疗消费与一般的商品买卖不同。比如花钱买辆车，车到手了却发现灯是坏的，自然很不爽，要去卖车的地方要说法，这无可厚非。但医疗消费却有点不一样。医学是很专业的学问，不仅很多疑难杂症没有解决办法，就是一般的手术，也存在无数种预料不到的突发情况。所以在医疗过程中，尤其在手术过程中，医生都要求患者家属在术前签署术前协议。

正因此，对于医疗纠纷，才需要专业的第三方调处机制。但这样的机制却没法好好运转，于是出事了医生就成了患者的攻击对象。这种情况很要命，本应共同并肩对抗病魔的良方，却互相掐起架来，病能好吗？ [详细]

针对本次血案，央视主持人张泉灵评论道，“个别医生收红包、为利益过度医疗，别迁怒于整个医生群体，哪个行业都有称职不称职的。如果这个行业没得到应有的尊重，吃亏的最终是病人。”

要给医生应有的待遇和安全的工作环境

律师和医生，好象是全世界范围内最令人艳羡的服务业者。只是，这个“全世界”里，惟独不包括中国。医生在中国甚至可以说是表面都无光——民间俗语中“披着白皮的狼”可能就是对他们的尊称。这个职业中人，其最优秀者的个人收入可以和风光律师比肩，但其中绝大多数可能都来自私下交易的红包而不是名正言顺地来自扣税后的工资卡。

中国很多医生跟国外同行不一样的地方还在于，中国的医生要跟死神做搏斗，还要在跟病人家属不断的猜疑、较量、博弈当中完成这个事情。

之所以拿医生和律师相提并论，因为这两者都是纯粹的手艺活儿，其中最关键的要素并非大楼、设备与仪器，而是专业人士的判断和操作。中国的律师行业较为幸运，在上世纪80年代末，司法部门就放开私人举办律师事务所，从而使律师业成为中国最为市场化的行业之一。如今的中国律师行业，既有街头小所里的 “维权斗士”，又有为跨国公司服务的“高层买办”，收费标准五花八门，客户视自身情况各取所需。但医生被制度安排下的命运就没有律师们这么幸运了。那么，是否可以借鉴律师界的情况，通过市场化让医生也能享受到应有的待遇？ [详细]

要让患者能放心花钱、不担心看不起病

医疗费的高昂，是政府调控之下的“好心办坏事”。而医改的方向正是市场化。市场化并不仅仅意味着挂号费、手术费、床位费、药价等费用标准由医院自定，同样，政府收紧医院的上述定价权也并不意味着“去市场化”，因为这些收费细目的灵活度，并不是宏观意义上的市场化。真正的市场化是行业的自由准入——只要你有资金并且能聘到足够多、足够能干的拥有行医执照的医生，你就能办一个三甲医院出来。

同时，国外的医疗费也很高，为什么民众不抱怨？因为他们的政府在医疗上投入很多，民众看病不用自己掏钱。比如美国，每年在医疗方面的投入占全国GDP的15%，以2003年的数据显示，该年投入为16790亿美元。而2010年，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决议上，三年内各级政府预计投入8500亿人民币。 [详细]

缓解医患冲突，还得纠纷调处机制给力

“同仁血案”之后，曾有法学界人士建议，应该彻底解决由医疗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规定，让医疗事故鉴定社会化。医疗事故鉴定不宜由医疗卫生行政部门主导，这堪称一个共识，但医疗事故鉴定毕竟是一个高度技术化的工作，如何社会化需要斟酌。

也许一个值得讨论的思路是，各地不妨建立一个不隶属于任何部门、由财政供养的独立机构，集中一批医学、法学专家专职行使医疗事故的鉴定工作。这一设想与此前某些地方建立的各部门协作机构最大不同就在于，后者的鉴定人员仍然依附于其主管部门，没有摆脱原来的身份，一旦发生医患纠纷，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第三方。

这样增编增人的设想似与精简机构的既定政策相悖，但考虑到愈演愈烈的医患冲突中所隐藏的社会风险，这一点代价应该值得付出。有了这样独立、权威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如果再有公正的司法仲裁，医患纠纷调处机制的公信力终将树立起来，选择理性表达诉求的人也必然会越来越多。[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