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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自由谈:行政主导的城镇化难免畸形

2013年03月06日 21:23
作者:凤凰网评论

嘉宾介绍:

陈志武,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

殷冬明,城市规划学者,清华大学客座教师

核心提示:3月5日,凤凰网独家对话经济学家陈志武、城市规划学者殷冬明。在访谈中,陈志武特别强调要限制政府权力,这不仅是政治上的诉求,更是经济上的诉求。同时,陈志武认为,如果非要通过税收工具调节房价,应该向购买新房的人征税,而非像“国五条”,对二手房交易征税。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面临难以避免的危机,调整产业结构是关键

彭晓芸: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谈,下一个十年,在经济方面您最担心的是什么?

陈志武:最担心的肯定是政策层面,在经济增长内容和结构上继续沿袭过去二十年的做法,完全由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导,认为政府的手可以主宰风云,带来8%甚至10%的经济增长,而不去管增长到底是给老百姓带来的是什么,只是一味的去追求快速增长。

目前看不出来,在制约地方政府权力方面有太多的实质性的、根本性的改革,如果没有这些改革的话,在2020年之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可能难以避免某种规模的危机。

彭晓芸:陈老师提到对未来经济的担忧,201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5%,这样一个非常有计划的经济增长指标,在实际贯彻中会遇到哪些制约?

殷冬明: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前几年我和同行做过一个不完全统计,把2004年、2005年那一轮修编完毕的中国城市整体规划对于未来15年期限内的总人口数,做了一个求和。最后发现,到2020年假设所有的规划都达成了目标,中国城市人口总和要超过30亿。换句话说,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进行指标的划分、分解和下派的过程中,本身就会存在非常大的误差。

彭晓芸:我们过去经常讲保八,现在下调到7.5%,经济增长目标的降低,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要面临着一个增长没那么快,甚至可能停滞的危机?

陈志武:这主要是跟中国经济结构性过多的偏投资、偏工业、偏制造业有很大的关系。从决策层的角度来讲,首先要面对的挑战就是每年将近一千万的新就业年轻人,这就带来一个实际的问题,能不能在整个经济里边创造这么多新的就业岗位?否则这么多的年轻人变成失业者,很容易就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还有其他资源过多的投入“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建设)和工业项目里边。1998年左右,中国制造业总的就业人数是将近9500万人,经过国有制改造以后,到2000年,大概维持在8000多万个工业就业岗位。但是我们知道这三年中国工业产值实际上是增长了非常多,但是总的就业的人数还是8000多万个。

这就说明尽管过去十几年,往工业、制造业投入的资本、资金非常多,但实际上提供的新的就业岗位,基本上是等于零的。为了每年提供至少八九百万新的就业岗位,GDP的增长速度必须在7%或者是8%以上。

从这两组数据的比较里面可以看出来,要解决就业问题的挑战,必须要从经济结构上做调整,这为什么后要重点发展服务业、第三产业,减少对于工业、“铁公基”的依赖度,否则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6%、7%的话,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又没办法调整,那么新增加的就业人口每年有相当一部分就会变成失业人口。

行政权力主导的城镇化非常不利于人的生活

彭晓芸:在过去五年里,转移农村人口达到8463万人,城镇化率也从45.9%增长到52.6%,城镇化是不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副总理李克强也曾提到,他希望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造城。

陈志武:在河南一些县,新的城镇化运动变成了在一个县里面选择四五个集中的居住地,把农民从他们传统的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宅基地里边,强制性的搬迁出来,然后集中到这四五个地方,所谓的把农民赶上楼。在很多的县、市一级,新的城镇化运动实际上变成了赶农民上楼。

彭晓芸:即便再强调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但到了地方政府层面,为什么基础建设的冲动还是这么强?

殷冬明:城镇化必须有利益驱动。地方政府发展的核心模式是基于土地财政,政府首先从农民手里收购土地,这是一种完全垄断性的收购行为,农民只能以农用地的价格向当地政府的土地中心去出售土地,经过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转性以后,作为城市土地再向开发商出售,在这个过程中,中间的垄断性的利润是非常惊人的。一般来说,一亩农用地上缴的收购费用很少多于数万元,但是在进行土地出让的时候,北京和上海中心区价格超过千万甚至数千万,边缘区价格也在数百万元。

彭晓芸:说到一线城市,在大陆大量的人必须在北上广就业,对比台湾,甚至乡镇也能够通过社区再造、在地营造找到自己的经济增长点,这是为什么?

陈志武:这就是自然城镇化和行政权力强制的城镇化的差别。自然城镇化应该基于几个前提:第一,没有户籍制度的壁垒;第二个,城镇化的过程应该包含更多的自由选择,比如说要是不喜欢北京的雾霾天气,可以选择去湖南落户,觉得广州的收入机会更多、更好,也可以搬迁到广州去住。

但是在中国,每一个行业最好的精英都集中在北京,医疗卫生精英最好的在北京,演艺界最好的也在北京,教育界、学术界也是如此。要是去美国看的话,美国最好的医院不一定是在华盛顿,最好的大学也不在华盛顿,最好的演艺明星都回避华盛顿。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这是完全通过自然城镇化带来的必然结果,而通过行政权力强制的城镇化必然是畸形的。

彭晓芸:上次在广州跟陈老师见面的时候,他说我一下飞机就觉得中国这些一线城市长得越来越像了。而有一些人在北京待久了,觉得房价高得不能承受,但是一旦提及说你可以回去你原来的家乡,他会觉得不敢回去,人家会以为我失败了,每个人的发展好像是被这么一个强有力的资源配制给框住了。

陈志武:不同的制度下发展出来的城市,性格上差别很大,比如说北京、新德里、马德里还有巴黎,会感觉到政府权力主导发展出来的城市非常不利于生活,非常不利于市场化交易。这些城市街道很宽、很宏伟,从一个建筑到另外一个建筑,距离很远。

如果大家去苏州、无锡、佛罗伦萨或者是威尼斯,这些靠市场自然发展出来的城市,往往街道很小,城市的建筑不是那么宏伟,都是非常的小而精。从经济学里面讲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讲,完全可以理解,那个时候没有汽车,人们靠马车和自己推的木板车,要是把街道都弄的很宽、很长,对于市场交易的深化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又要通过行政权力推动城镇化,千万不要再造出更多的像北京、新德里、巴黎这样的城市,因为这样的城市非常不利于人们的居住。当然有人会说,有了汽车也无所谓。但是这样一来就使得空气污染会更加严重,人们每天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在路上,开着车享受高度污染的空气。

[责任编辑:魏巍] 标签:陈志武 城镇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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