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期 2013.03.04

自由谈
古井贡酒

导语:3月3日开始,中国正式进入两会时间。新十年的开启,让人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许,但是长期以来萦绕心头的焦虑感不会马上消失。这种焦虑和不确定感到底是一种网络传染的心理效应,还是实实在在的不安?下一个十年,如何安放你的内心?在中国最大的政治主题生活——两会中,我们来面对这一话题。
[2013年全国两会专题][网友评论]

未来

古井贡酒

凤凰网评论独家对话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师吴强以及财经评论员刘戈,一起来谈“未来十年,我们的怕与盼”。

不确定性是社会焦虑的根源

人民网和人民日报开展的一个线上调查,有117万网民参与,有98%的人赞成取消养老的双轨制,有98%的人认为收入差距已经过大,有93%的人认为这个房价过高。这个调查相当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现在公众的一种普遍焦虑,我们知道它在问题设计上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这种焦虑感能够看得出来,而这种焦虑感背后我个人相信是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感,不安全感,因为这种不安全感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呢是很多方面的。[详细]

化解不确定性:社会精英必不可少

当我们在八十年代谈改革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指的是政治集团内部的精英,在推动,在发动大众,推动改革,但是当我们现在谈社会进步的时候,比如说从十九世纪末就开始的美国的社会进步运动,他恰恰不是由政治精英内部来拟定一个社会改革的方案、纲领,他恰恰是由社会精英本身来推动,也就是说在政治精英之外,由社会精英来推动。[详细]

制度化吸纳民意是两会题中之意

两会作为一个机构设置,作为一个制度设置来讲,他本来是民意当然的法定代表机关,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公众对于各个民生问题的焦虑,实际上是反应在公众和两会的关系上面,也就是说担心两会,无法承担反映民意、聚集民意的这么一种重大的使命,两会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民意的聚集的制度,这是让所有公众感到焦虑的。[详细]

原子化个体的“自谋出路”是放弃改变现状

从社会网络上来讲,弱联系往往才是有效的联系,才是一个强有力的联系,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城市的居民之间存在一个弱联系,如果都存在弱联系,这个社会就被有效的组织起来了。现在的情况是,城市的居民,我们说城市的中产阶级自身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所在,而且是把自己的价值等同于他们有一点点的存款,有一点点的住房,满足于这样子一种苟且偷安的生活。 [详细]

焦虑蔓延到中产:是危机也是动力

焦虑恰恰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潜在的社会力量的体现,当焦虑化诸为行动,它就成为我们真正的社会力量,那么政客就会被这样一种深度调查,被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扒粪运动”所代理,所代表,他需要来讲,因为他发现他面对的不再是所谓的潜在的社会,他面对的是真实的社会的力量,社会的不满,那他政客必须为此做出回应,现在我们面临的只不过是在这个阶段的前阶段。那么北京、上海、广州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焦虑呢?恰恰是中国发展的结果。[详细]

下一个十年:学会处理分歧是社会进步的关键

你要去判断一个社会的焦虑情绪其实是有难度的,我们要给它一个量化的指标其实是有难度的。但是可以做的,可以确定的就是说你可以从自己的,切身的利益可以开始做起,包括你的价值诉求,包括你的利益跟你的价值诉求之间的矛盾,包括我们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的一个协调。目前制度的政策,实际上是要建立公民社会,然后要对社会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培育,现在的话应该是已提上的日常社会里面,更多的社会组织,自我组织的能力现在被鼓励。[详细]

刘戈

当我们在八十年代谈改革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指的是政治集团内部的精英在推动,但是当我们现在谈社会进步的时候,恰恰是由社会精英本身来推动。

吴强

从社会网络上来讲,弱联系往往才是有效的联系,才是一个强有力的联系,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城市的居民之间存在一个弱联系,如果都存在弱联系,这个社会就被有效的组织起来了。

彭晓芸

焦虑恰恰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潜在的社会力量的体现,当焦虑化诸为行动,他就成为我们真正的社会力量。

古井贡酒

不如意和恐惧还不是一回事。恐惧来自于人对自身自由、财产和生命的不确定。

无恒产者断无恒心

胡润联合中国银行私人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目前中国14%的千万富豪已经移民或在申请移民,还有近一半的富豪在考虑移民。三分之一的千万富豪有海外资产,投资标的以房地产为主。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分析认为:

“从现有的法律体系来说,我们的宪法、《物权法》等法律,都明确了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这与美国或其他的法律体系相比较,毫不逊色。但是,我们是否真正树立了‘私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呢?欧洲一些国家的法律,也未必刻意强调要保护私有财产,但有这样的意识是天经地义的。”

“事实上,在历史上,我们一直缺乏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近几年,非法征地、暴力拆迁、以及‘国进民退’等现象的出现,证明这种意识还未深入人心。整个社会氛围中,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仍然需要建设。” [详细]

公平正义关乎信心

“劳动教养制度一定程度上让公民生活在恐惧中。”全国人大代表、福建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戴仲川说,“未经法庭定罪就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没有制约和监督措施,这极易导致权力滥用。”

过去几年,要求改革劳教制度的呼声不断,特别是在出现了几起影响恶劣的典型案例之后,这一制度更是成为众矢之的。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湖南妇女唐慧的女儿被强奸,当她要求有关部门对嫌犯施以严厉处罚时,她自己却被送进了劳教所。在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多次发表“负面言论和信息”而被处以劳教。[详细]

大规模社会动荡威胁还在

2011月30日的会议上,王岐山对与会专家学者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革命话题一时在媒体上成为热题。

冯小刚在做客凤凰卫视节目锵锵三人行的时候说:”我觉得,再搞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特别大,我始终认为再来一次(的可能性)特别大。而且再来文化大革命,可不是像过去的时候给你拐一牌子撅着你斗你,这一次我一定把你弄死,让你翻案?我让你翻不了案,而且我觉得对现在的很多人来说,他是有快感的。”

秦晖写道:“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害怕“革命”的朋友主要的担心其实是两点:一是流血和暴力,这是我们最担心的。我们都不愿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希望看到一种完全不流血的变革方式,或曰转型方式。二是无序,如果变革以后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或者造成社会的极度混乱,对大家都没有好处,而且无论哪种“文化”中,公众长期缺乏安全感就会重新呼唤铁腕,使转型失败。因此尽量避免流血和无序的确是个真问题。” [详细]

冯小刚

冯小刚说:“我觉得,再搞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特别大。”

劳教

“劳动教养制度一定程度上让公民生活在恐惧中。”全国人大代表、福建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戴仲川说

下一个十年,必将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十年。

社会情绪焦灼很大程度源于极端思维蔓延

当前社会情绪的焦灼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极端思维的普遍蔓延,这导致了社会心理越来越具有传染性:在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强化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于是产生了范围如此广泛的“怕”--怕老,怕生病,怕结婚,怕房价上涨,怕失业,怕空气污染,怕做好事……

化解“怕”的社会情绪需要还有所“盼”,如果民众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解决生活难题,则表明他们已经无所盼--信任已经在各种极端事件的刺激下瓦解,分崩离析。“奶粉焦虑”便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理智”不再成为民间社会的第一选项。尽管理智告诉他们,国产奶粉合格率不是想象得那么低,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社会心理已经无暇顾及这样的理性判断。当一种不信任的社会情绪被公共舆论广泛动员起来之后,想要回归常态显得困难重重。 [详细]

转型关键十年如何化解恐惧回应期盼

我们看见一些微妙的变化:本届两会以更积极的姿态在回应这些民间情绪,无论是习近平反腐的决心表达还是两会会风的转变,体制的自我调适仍有其韧性和活力。然而,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社会对这种调适普遍持观望态度,如何将运动式反腐纳入制度化反腐,如何把节俭会风从道德话语转化为制度规范,如何回应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模式之惑等等,这些都是下一个十年社会矛盾或缓解或激化的核心议题。

下一个十年,必将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十年。如果说过去三十年是中国经济腾飞的辉煌三十年,那么,未来的十年乃至三十年恐怕是中国社会力崛起的重要转折期。社会力的崛起与制度建设的完善互相并不排斥,它们应当是互相促进的,只有当民间社会拥有更加有效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时,官民之间的协同治理和协商民主才是更加可能的。过去的改革历程证明,如果民间社会的自治能力得不到培育,相应的,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也是处处受限的。

下一个十年,化解我们的“怕”,说出我们的“盼”,需要营造一个更为善意的社会环境,使得利益诉求的表达更加畅通和真实。在公共舆论的塑造方面,媒体、知识分子及各界社会精英或许应当承担起这样一份历史使命:在引领社会变革的路径和内容方面,呈现更为理性、中立的协调者态度,在参与社会变革的行动力方面,社会精英完全有能力表现得更加主动和务实。 [详细]

超越“改革——革命”话语之争

价值主张终究还是必须落实到社会转型的推进上,我们依然需要回答“何种程度的推进在当前中国社会最可能获得共识和机会”这个问题,“改革——革命”之间的话语争论仍然不可避免。在此背景下,或许“变革”是一个更可能的社会进步范畴,即我们需要比改革更清晰、更大范围的变革目标,同时,这个目标又不至于滑向引发社会动荡的“革命”。

当然,新的问题又来了,人们会问,变革是什么?

变革是什么,绕不开与改革话语的比较。当“改革”话语依赖制度推进而忽视民间力量时,“变革”主张欢迎民间社会练习自组织和自治;当“改革”话语回避承认社会群体各有其不同利益而陷入困顿时,“变革”不排斥利益协调的博弈和社会动员;当“改革”话语囿于改良与革命的两极化阐释时,“变革”主张官民协同治理的协商式民主弹性空间。[详细]

孙立平

社会学家孙立平主张以“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样的价值话语来取代当前指意模糊的“改革”。

下一个十年,化解我们的“怕”,说出我们的“盼”,需要营造一个更为善意的社会环境,使得利益诉求的表达更加畅通和真实。下一个十年,我们期待,中国模式的困顿应当由变革性的新观念、新话语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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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彭晓芸 魏巍 郭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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